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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魏源的故事与评价——时代的惊雷与闪电(3)



  然而,就是这首诗,却让无聊的好事者,无中生有地理解为是龚自珍向一个女人抒发缱绻情思的情诗。

  此前,龚自珍还有一首在京城流传甚广的诗作:“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诗后还有一句小注:“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太平湖畔距贝勒王府不远处,恰有一片丁香树林,龚自珍常流连其间,所以有了这首诗。

  但诗中的“梦见城西阆苑春”、“朱邸”、“缟衣人”,却让好事者无中生有地联系到王府中寡居的一位女人,龚自珍的文友、大名鼎鼎的清代女词人顾太清。

  关于龚自珍辞官归家的原因,以及两年后他以四十九岁的英年在江苏云阳书院突然暴死,世间一直沸沸扬扬着一件绯闻。传言说他与清王室贝勒奕绘的遗妾顾太清有染,正是因此,龚自珍才不得不离开北京。更有甚者说,龚自珍的死便是奕绘之子派人下毒而致,史称“丁香花疑案”。晚清小说《孽海花》中,作者即以龚自珍儿子的口吻说,他被宗人府同事用毒酒毒死。

  其实,他离官出走的原因很明了,而且自认是龚自珍“同县后学”的吴昌绶在他所编订的《定盦先生年谱》中更是清晰地写道:“先生官京师,冷署闲曹,俸入本薄,性既豪迈,嗜好奇客,境遂大困,又才高动触时忌;至是嗣斋先生年逾七旬,从父文恭公适任礼部堂上官,例当引避,乃乞养归。”

  诡异的“丁香花疑案”,完全属于子虚乌有。只是,顾太清后来因此被逐出爱新觉罗家门,一代冰清玉洁的女词人在艰难困苦中抑郁而死,让人无限伤感。

  人言汹汹,众口铄金,这些都是龚自珍无力阻挡也无法阻止的。那就让流言蜚语满城飘扬吧,我走了!

  临走时,龚自珍又极狂放地赋诗一首,向京城诸友告别:“天花拂袂著难销,始愧声闻力未超。青史他年烦点染,定公四纪遇灵箫。”尾句充满戏谑与玩世不恭,实则充满了一腔愤怒:弟兄们,他年如若你们编写青史时,请一定要记下龚自珍四十八岁那年,在青楼遇上了妓女灵萧。

  剑气难伸,悲怨积胸,理想幻灭,那就退居于温柔之乡,在消磨意气中麻痹神经,疗治心灵的创伤吧。是逃避,还是消沉?是激愤,还是抗争?

  他是在用自污的方式,来清洗别人泼来的污垢!

  效果呢?后人的猜测中又加了更为荒唐的一条,说他因与妓女灵萧有染不得不离京,后来被毒杀也是灵萧所为。

  一切都不必说了。就将这难解的谜底留给面面相觑的他人,我抖抖衣衫,去矣。

  此后,他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途中,连同上述几首诗,龚自珍或记事,或抒情,借题发挥,抨击时弊,呼唤变革,憧憬未来,共写成三百一十五首雄奇与凄清并存的七绝,总命名为《己亥杂诗》。

  这哪里是拖着一双疲惫而滞重的双腿黯然回乡,分明是剑气与箫声交织下的一次骄傲凯旋!一路跋山涉水,一路浅吟高歌,吟哦不断,歌诗不绝:

  “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

  无论是在他的诗里,还是在他的文中,始终飘荡着对现实衰世挥之不去的痛心疾首,充满了对一扫九州沉闷风雷的期盼。

  龚自珍以无比深邃的目光,看到了清王朝日趋没落的凋敝晚象。他指出:“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这种社会风气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危害,而根本原因却是官僚阶层的人浮于事与骄奢淫逸。

  他以“医国手”自居,开出丹药,疗治顽疾,大声发出“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的时代最强音。

  在政治上,他要求改良君主专制,摈除用人制度上循以资序的论资排辈弊端;在经济上,他主张消除“贫富不相齐”,积极解决严重的流民问题;在国防上,他强调海防的重要性,坚决要求禁绝鸦片,重视边疆开发,颇富政治远见地建议朝廷在新疆建省。

  这些至可宝贵且极具历史远见的意见和建议,因他人微言轻,被置若罔闻,丝毫无助于阻拦或减慢正在滑向深渊的大清这架沉重而疲惫的马车。

  龚自珍悲伤而冷静地下判:“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即至丧天下。”他已隐隐听到了风暴将至的惊心之声。“乱亦竟不远矣!”他以历史预言家的姿态坚定地说。

  如他所言,历史真的应验了!

  公元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公元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国宣告成立。清王朝走到了内忧外困的悬崖边缘。

第六节


  世界上最让人感觉痛苦的是,一个理智的人,却偏偏生活在一个不理智的时代。

  与龚自珍相比,魏源无疑更为痛苦。

  因为在鸦片战争爆发的次年,龚自珍去世,而魏源却还要睁着他睿智的眼睛,无奈而屈辱地继续注视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

  这一巨大的历史事件,将魏源的学术思想生涯截然分为两段。

  在公元一八四〇年前,他主张经世致用,以关注现实政治为鹄的,强调经术与治术的贯通与融合,积极倡导变法改制。

  他认为,士能通经的标志,不只是对儒经能倒背如流,详知其义,而是“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默觚上》)。否则,就是误天下的庸儒。

  基于这一认识,他积极投身于经世实践之中,大声疾呼:“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

  道光五年,公元一八二五年,魏源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之后,又入江苏巡抚陶澍幕府,协助其办漕运、水利、盐务诸事。在具体运作中,他对盐务、治河、漕运等既有运作方式大胆改革,去其弊端,收效显著,获得了巨大成功。

  尤其是道光十二年,由他建议的在淮北全面推行的“改纲行票”票盐改革,革除了多年积弊,简化了贩盐手续。后来,两江总督陆建瀛将魏源倡行的票盐法推广到淮南,结果,“楚西各岸盐价骤贱,农民欢声雷动,是年,两淮实收银五百万两”。

  面对漕运之困,他积极倡导海运。魏源指出:“惟海运可再造东南之民力,惟海运可培国家之元气。”而且还在《筹漕篇》、《海运全案序》等著作中详细制定了海运章程。

  每年黄河泛滥引发的祸患,同鸦片走私造成的白银外流,以及旧有漕运、盐政制度一样,均为严重危害国计民生的大患,而黄河之害最大。针对于此,魏源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和分析,写成《筹河篇》,痛切指陈清代二百年间治河策略的失当,在总结历史以来治河经验之上,他无比清晰地指出:“自来决北岸者,其挽复之难,皆事倍功半,是河势利北不利南,明如星日。河之北决,必冲张秋,贯运河,归大清河入海。”主张“乘冬水归壑之月,筑堤束河,导之东北,计张秋以西”,如此“数百载间大工费必可省矣”。否则,“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这一闪耀着那个时代最高治黄科技光芒的宝贵建策,并没有被采纳。

  令人惊诧的一幕在十三年后的咸丰五年出现了,黄河竟然真如魏源所预料,而且决口之后的黄河流向与他所说纹丝不差。《清史稿?河渠志》记录了这次黄河决口改向的状况:“决兰阳铜瓦厢,夺溜由长垣、东明至张秋,穿运注大清河入海。”

  由此还让人想起嘉庆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二〇年,龚自珍呕心沥血写就的《西域置行省议》。

  在这篇文章中,二十九岁的他以超前的敏锐识见,认为延续了百年多的朝廷对新疆的“镇守”办法埋伏着祸端,不利于中央对新疆的管理,不利于新疆的稳定。他提出应在新疆建立行省,其行政、军事制度与其他行省划归一律,任命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废除以前委派的将军、参赞大臣。实行郡县制,取消过去保留的“伯克”制度。而且指出具体办法:“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徙。”这样既解决了内地土地不足、流民无以为生等社会不稳定问题,同时又能取得开发新疆、加强边防的实效。

  当局对之也是置若罔闻。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专门为此赋诗下断:“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而且特别补注:“庚辰岁,为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两篇,有谋合刊之者。”

  公元一八七六年,左宗棠率兵讨伐沙俄和英国侵略新疆的傀儡政权阿古柏。收复南疆后,他建议中央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郡县,获得光绪赞许,公元一八八四年正式建立新疆省。

  从公元一八二九年到公元一八七六年,相差四十七年,确实“五十年中言定验”!李鸿章为此感慨地说:“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氏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黑龙江述略序》)

  魏源、龚自珍预见之确,让人知道什么是高瞻远瞩,什么叫真知灼见!

第七节


  面对一个昏聩不堪、气息奄奄的腐朽政体,再准确的预见,再尖锐的警报,都是对牛弹琴。属于它的,只有没落,挨打,死去。

  在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的清王朝,表面上是内虚与孱弱,可深层次上所暴露的政治与经济、文化等种种弊端更让魏源愕然,并猛然惊醒。

  残酷而屈辱的现实,使他的思想也为之产生深刻变化,即从原先的“通经致用”,转移到了“师夷长技”。

  面对国是日非、每况愈下的时局,整个官僚士人阶层陷入徒然焦虑、束手无策之中。而魏源却以时代思想领航者的姿态站出,超越整个时代,第一个发出了如此清醒与刿切的认知与判断:

  他认为,敌方之所以如此猖獗,战争之所以如此惨败,原因皆在“养痈于数十年之前,溃痈于设巡船之后”,战败后的清政府却将禁烟抗英的林则徐革职戍边,“归咎割痈之人,而养痈、溃痈者不问”,导致官僚“今益以养痈为得计”。为此他提出:“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

  对于列强,他清醒地认知到他们唯利是图、“兵贾相资”的本质,即军事侵略建立在强行贸易的目的之上。面对强悍的敌人,任何圣贤经义、微言大义都不是铁船钢炮的对手,在已难望其项背的西方科技文化面前,中国必须扯下自我蒙蔽的天朝王国眼罩,士大夫必须扔掉对异域文化的深闭固拒心理,对对方认真研究,详加了解,做到“知己知彼,可款可战”。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倡导要向对手学习,“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

  鸦片战争后的次年,他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天下为己任,进入两江总督裕谦的幕府,直接参与抗英战争。但当他看到政府和战不定,昏庸误国,遂愤而辞归,立志著述。

  公元一八四二年,他完成《圣武记》,深挖清朝由盛变衰之由,探究强国兴兵之路,驳斥将西方先进科技认为是“奇技淫巧”的谬论,提出“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该书随作随刊,朝野轰动。

  公元一八四四年,魏源以五十一岁的老迈之身中式进士。在任东台、兴化知县期间,他将三年前被削职进京候勘的林则徐与他在扬州相晤时交与自己的《四洲志》译文片牍打开,参以历代史志及明朝以来的《岛志》,又“搜览东西南北四洋海国诸记述”,撰写出警世启众的皇皇巨著《海国图志》。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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