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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魏源的故事与评价——时代的惊雷与闪电(2)



  公元一八一〇年,十九岁的龚自珍参加顺天府乡试,只中副榜,而且是第二十八名,这让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本以为取功名如探囊的他情何以堪!而目睹的现实世界,却是一派国势日衰、国是日非的潦倒之状,这更加激发了他振衰救敝的雄心和志向。

  书生意气,家国情怀,凝成了挥洒在衣袂间的剑气与箫声,化为了内心世界的壮怀与哀怨。

  很像十八岁的程颐,曾以青年布衣身份上书阙下,劝宋仁宗“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二十岁的龚自珍也表现出了强烈的用世之思,而他的眼光无疑超越了整个时代。

  在《上大学士书》中,他眼光独到地前瞻性地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警告统治者,不改革就会自取灭亡。

  他用日有早、午、昏三时,来隐喻一个王朝的三世:日之早时,“照耀人之新沐浴,沧沧凉凉”,“吸引清气,宜君宜王”;日之午时,“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饮和气,宜君宜王”;及至昏时,“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

  他极为自负地下判:“不闻余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不听我的警醒之语,这个王朝就会走到日暮途穷的境地。而且,他惊世骇俗地预言:“山中之民,将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

  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造访中国之前,他已经敏锐地预见到了整个中国即将发生大的变动。

  公元一八一三年,他再次参加顺天府乡试,又名落孙山。悒悒南归的路上,他写了一首《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更结尽、燕邯侠子。”

  郁闷之余,又写下《明良论》四篇,大胆直陈政弊,为嘉庆皇帝开具改革药方。

  他指出,今日之士大夫已经丧失廉耻,唯知趋福避祸,阿谀逢迎:“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辞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他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君主的专制,“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以确立其绝对独裁地位,实行的是“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的霸术,君主“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而胤孙乃不可长、乃诽、乃怨、乃责问其臣,乃辱。……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为此他提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

  指责大清朝的所有为官者尸位素餐,蝇营狗苟,这已属严重不计后果,轻肆狂言,犯上作乱,而龚自珍却更将矛头直接指向嘉庆皇帝,尖锐地批评他“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天啊,要知道,这不是孟子骂梁惠王的开明战国时代,而是屡屡大兴文字狱、灾连祸结的大清朝!

  只能说,龚自珍之勇之猛,无以复加。

  可以看出,他的这番言论与清初顾炎武所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顾氏面向士人阶层号召“行己有耻”,而龚自珍则是向君主开炮,让其“删弃文法,捐除科条,裁损吏议”,让士人重新拾回廉耻。

  当外祖父段玉裁看到年轻外孙的《明良论》后,惊喜难遏,欣然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极为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

  可惜的是,亟须用此药方疗治大清顽疾的嘉庆帝没有看到《明良论》。或者还可以说,万幸的是他没看到。否则,很难预料龚自珍还有未来,他的生命应该到此便戛然而止了。

  公元一八一六年,龚自珍再次落第。一次次自负地跨入考场,又一回回沮丧地离开,然后,再一次次将一腔的孤愤傲岸、一身的勃郁不平,悉数化为对时局与政体的犀利批驳指判,这在龚自珍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落第的二十五岁的他,又写下了《乙丙之际箸议》,更加尖锐地揭示了眼前这个衰世人才匮乏的破败景象,并深究其中原因。他狂放而无所顾忌地说:“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早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早夜号以求乱。”他大胆预言,人才被摧残、被碾压、被凌辱的结果,是起而抗之,奋而求乱。那么,结果只有一种:“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

  在文字狱刚刚稍微平息的嘉庆朝,他张口闭口谈亡说乱,口口声声在杜鹃啼血,言丧天下,应该说这实在不是一般的狂,已经远非李贽、金圣叹们可以比拟。

  这不能不让关心并爱护他的人,为之忧心忡忡。

  龚自珍自己在诗中就写道:“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原因,当然不仅仅是自己胸怀奇才易招人嫉妒,“一山突起丘陵妒”,或者豪宕不羁,信口开河伤及他人,“即此难免群公嗔”。只怕十分严重的后果是,像这样出口无遮的热腔骂世,冷板敲人,很容易触犯政治忌讳,为自己罗害织罪。

  其实,需要狂删的又何止是《乙丙之际箸议》那些文章,劝他的又岂止是朋友常州庄四?

  嘉庆二十二年,他曾拿着自己所著的文章,前去请教吴中耆宿王芑孙先生。王芑孙便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还特意提到龚自珍与之为友,且因狂而遭殃死去的两位狂士,“海内高谈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颠沛以死,仆素卑近,未至如仲瞿、子居之惊世骇俗……足下不可不鉴戒,而又纵其心以驾于仲瞿、子居之上乎?”

  诗人张维屏在给龚自珍的信中,也推心置腹地提醒:“屏始闻人言,足下狂不可近。”

  好友魏源也再三劝诫他:“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

  这些告诫与叮嘱显然起作用了,龚自珍果真要洗尽狂名、敛性息口了。写于公元一八一九年的《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组诗中,他清晰吐露了这一心迹:“东涂西抹过半生,中年何故避声名?才流百辈无餐饭,忽动慈悲不与争。”“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洗尽狂名消尽想,本无一字是吾师。”

  果然,龚自珍一反常态,不再热衷于在诗中泄愤,在政论中显声,突然选择敛手缩足,静气噤口,远避声名。

  当一只猎豹突然匍匐于草丛之中,以雕塑的姿态一动不动时,请注意,它不是在度假,而一定是发现了进攻的目标,这是蓄势待发、迅疾冲刺前的征兆。

  安静,常常是爆发的前缀。

第四节


  公元一八一九年,嘉庆二十四年,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而言,是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年份。

  因为掀开中国近代思想史帷幕的两位巨子,将在这年会晤,然后将彼此温热的手紧紧握住。

  此前一年,经过四次乡试,龚自珍终于中举。是年二月,他在北京参加恩科会试,依然不中。

  谁能说没有抢到“泰坦尼克号”的首航船票,一定是坏事呢?因会试不售,二十八岁的龚自珍走入著名今文学家刘逢禄的门下,接受“公羊学”教育。此时,小龚自珍两岁的魏源,就端坐在刘逢禄的课堂里。两个远见卓识、怀抱非凡的人,就这样相识了。

  从此,龚自珍与魏源,既为同窗,又为挚友,兼为同道,将各自的身影靠拢在一起,共同将伟岸的身影打在十九世纪大变革来临前的中国浩大思想幕布之上。

  魏源,字默深,又字墨生、汉士,号良图,晚号“菩萨戒弟子”,湖南邵阳人。生于乾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卒于咸丰七年,公元一八五七年。

  少年时期,他即好学深思,身负异才,“寡嬉笑,常独坐”,虽严寒酷暑,手不释卷,对史学及王阳明心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九岁赴县城应童子试,考官指着画有太极图的茶杯,用“杯中含太极”要求他对下联,魏源对曰:“腹内孕乾坤。”考官为之惊异。

  十七岁时,他已是“名闻益广,学徒接踵”(《邵阳魏府君事略》)的一位教师了,在其家乡一带颇有文名,得到湖南学政李宗瀚、汤金钊的高度赏识。二十二岁时,魏源随父入京后,即跟随刘逢禄问“公羊学”,自此深有所得,学问大进。

  在科举路上,魏源比龚自珍更为狼狈,更为举步维艰。自道光二年中式举人后,他多次参加会试,也是屡试屡败,后来直到道光二十四年,五十一岁的魏源才得中进士。

  道光九年,公元一八二六年,龚自珍与魏源再次应礼部会试。此次,老师刘逢禄虽然担任房考,并积极推荐,但二人仍双双落第。刘逢禄作诗《两生行》一首,向两位弟子表达欣赏与惋惜之情,从此“龚魏”成为他们的共称,在京城声名鹊起。

  每次落第之后,龚自珍照例要用诗来抒发胸中块垒,发发将年华尽付场屋的牢骚,表表再也不这样做了的决心。这次也不例外,他借韩愈落第后所写的“可怜无益费精神,有似黄金掷虚牝”,又写下“蹉跎复蹉跎,黄金满虚牝”。

  与龚自珍不同,魏源虽然也落落寡欢,但他却以沉默的姿态来接受落榜的打击。在性情上,魏源更像他的字“默深”,默好深湛之思,不喜躁竞扬厉。

  由龚自珍与魏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清初学界的一对好友,顾炎武与归庄。顾炎武“独兀傲倜傥,以节行自厉”,而且“孤僻负气,讥诃古今”,甚至还非言孔子,“以是吴人訾之”。为此,归庄向他直言其身上“学益博,僻益甚”的毛病,并表达真诚的忧虑:“愿兄抑贤知之过,以就中庸也。”

  龚自珍狂纵高蹈,口不择言,骂世傲人。魏源为此也向他提出忠告:“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长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夫促膝之谈,与广廷异,良友之诤与酬酢异。若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也。”

  正像归庄的劝告动摇不了顾炎武磊落使气一样,魏源的告诫,也难以撼动龚自珍的疏放狂纵,这就是所谓的积习难改,但却让人从中看到了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友情深厚。

  相同的胸怀奇才,共同的现实判断,一致的思想认识,使得龚自珍与魏源自公元一八一九年认识开始,彼此便紧紧拥抱在了一起。从此,两座屹立在十九世纪中国的文化山峰,双峰并峙,遥相呼应。他们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起而寻求变革图强之路,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分别提出了非凡而准确的历史预见。

  他们用男声二重唱,唱响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嘹亮的先声。

第五节


  公元一八二九年,三十八岁的龚自珍在内阁中书位上考中进士,此后,他辗转于宗人府主事、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等名头貌似很大,其实官位卑微、形同闲差的职位,始终属于久困闲曹,沉闷于下僚。

  触目生厌的黑暗官场,摇摇欲坠的腐朽政体,都让他日益厌烦。到公元一八三九年,他终于忍无可忍,辞官南归,拂袖而走。

  他写下了一首诗以名心志:“浩荡离愁白日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全诗沉郁雄浑,指说繁复,洋溢着一种生命大沉潜之后的大起新之意。

  夕阳西下,在这离开京城、告别自己政治生涯的时分,诗人满怀怅惘、孤独的愁绪,回顾自己仕途的蹭蹬失意,用一句“吟鞭东指即天涯”来表达对世道时局的绝望与不再回头的决心。他将自己比喻为落红,一旦委地,即永不重返故枝,只能“零落成泥碾作尘”。但诗人并没有因此自甘消沉,而是笔锋一转,展示了一个瑰丽的精神境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落花的生命已经终止,但落地为泥后,却要护佑、滋养出新的花蕊,使昂扬的生命个体在转化中得以恒继,再现生命的全新价值。龚自珍此次南下,是要到杭州主掌云阳书院,聚徒讲学。诗中所表达的,正是他离弃仕途,满怀希望迎接新生活,从此致力于教书育人生活的心绪。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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