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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故事与评价——由考据向今文转变的航标(3)



  蜡炬成灰泪始干。

  燃尽自己,释放光明。晚年两眼幽闭,仍专注于《柳如是传》写作的陈寅恪,他的心中一定时时闪现着章学诚的身影。

第七节


  做人可以穷困卑微,但于自己的学问,他却有着极端的自信。

  来听听他的自我学术认定:“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文史通义?家书二》)

  在动笔撰著《文史通义》之初,他还是“每慨刘子元不以世出之史才”,无论是行为上,还是著作的名字上,都在效仿刘知几退而私撰《史通》。

  但晚年的他,却已经将自己与当初的偶像划清立场。他指明刘知几是在说史法,而自己在说史意,彼此完全不同,截然两途,泾渭分明。

  这绝不是自我吹嘘。《文史通义》一书,既不编叙史籍,也非从事考据,而是自成系统地在谈对史的见解,议论史的各项课题。就此而言,章学诚完全有别于传统史家的为史路数,具有了独创的意义。

  章学诚心目中的“史”到底是什么?

  他在《上朱大司马论文书》中说:“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耳。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

  他将传统以来的史家,分为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著作之史,即指自成一家的独断之学,而后者只是资料的记录、整理和纂辑。在史的系统论述上,他说:“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也。”不仅史纂、史考,他又列出史选、史评、史例等,他认为这些统统都属于纂辑之史,而先前为史之人,皆不出其范围,所以他得出结论:“古人所为史学,则未之闻矣。”

  基于这种立场,他标举出“史意”,提出“史德”概念。

  他认为:“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有史学而不具史识,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

  所谓史意,就是指史家的撰写意图;史德则是针对刘知几所总结的史才、史学、史识,倡导史家所必具的道德品格。他在《文史通义?史德》中申讲其意:“史之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

  在章学诚看来,史家著述不能徒尚考据或专务文词,而要藉以事与文,来“纲纪天人,推明大道”,不明乎此,便不足以言史学。

  更为让人振聋发聩的是,为使史学有经世致用的功效,他提出了“六经皆史”命题。

  他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别,故于天地之间,别为一种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种门户矣。”(《报孙渊如书》)“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故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也。”(《文史通义?答客问》)在《文史通义?易教上》中又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章学诚的用意很明显,“六经”既然皆史,那么考据学所主张的由训诂解经而明义理的治学途径就是错误的。正确的道路应该是“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即将史学与经学一样来看待,它们均为明道和经世的利器。

  他对史学的巨大贡献也正在这里。

  《隋书?经籍志》第一次将史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使得经史并举,分途各治,提高了史学在儒学中的地位,这是史学的第一次革命。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进而提出以史学来阐明经书,扩大并丰富了史学的内涵,这是史学的第二次革命。

  另外,他还提出了撰述之史与记注之史的区别:“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文史通义?书教下》)进而又提出了“史法”、“史意”、“史德”之说,确立了史学的总体观念。

  方志学因他而成熟起来。在章学诚之前,学界一致认为,方志只是记载某个地方地域沿革、历史变迁的狭隘之书。是他指出,方志实为一方全史,为国史编纂蓄集了基本素材,所以应该予以特别重视。

  为此,他倡导在州县建立志科,为修国史积累资料。在具体的方志编修实践中,他创立了“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的方法。用他的原话说就是:“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使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这一编纂理念,对后世的方志学影响极大,也极为深远。

  令人扼腕的是,直到公元一八〇一年六十四岁的章学诚逝去,其一生著述,包括《史籍考》、《续资治通鉴》、《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等,因种种原因皆未能镂版刊刻,只留下《和州志》、《亳州志》、《永清志》三志,《校雠通义》残本三卷,及一部荟萃其一生学术成就的《文史通义》。

  因为不跟从时流,独自坚持“学为实事,而非为空言”的学术主张,而且一生穷苦,未立足要津,致使他人微言轻。加之其著作印行极少,使得章实斋生前默默无闻,穷困潦倒,死后籍籍无名,学问不显。死后百余年间,其人其文不为人知。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怒火中烧地讲:“清代史学开拓于黄梨州、万季野,而昌明于章实斋。……实斋才识绝伦,大声不入里耳,故不为时流宗尚。三君之学不盛行于清代,清代史学界之耻也。”

  公元一九二〇年,胡适看到了日本学者内藤在湖南出版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他在两年后写出了《章实斋年谱》,并痛切地说:“最可使我们惭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学诚年谱》的,乃是一位外国学者。”

  正是这个一生甘居寡学,穷困潦倒,卑微游走于幕府,毕生究心于州县之志的编纂,从未进入国史馆的史学大师,在乾嘉学术一统天下,齐趋训诂考订,以古书为消遣神明的学风中,起而纠谬绳偏,以自己的精识创见开创了历史哲学的新局面。

  在他肘腋之下,晚清今文学派已经呱呱坠地,即将歌声嘹亮地登场。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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