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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的故事与评价——由考据向今文转变的航标(2)



  朱筠明确地告诉章学诚:“科举非君所长,不能学亦不足学。”朱筠藏书甚丰,章学诚在老师这里得以畅游书海,纵览群籍。也是在这里,章学诚结识了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戴震等一大批学界名流。

  这中间,犹以名满天下的戴震对他影响最为巨大。

  作为乾嘉学派的皖派开山之人,戴震主倡“圣人之道在六经”,“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他的治学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儒家经典的奥义,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之途,以此冀求对圣贤之道的最终领悟。

  戴震与章学诚相见之下,对这个小自己十四岁的晚辈后生顿生赏识之意。所以向来谦恭自牧的戴震,这次没有客气,而是语重心长地教导章学诚:“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

  很明显,戴震的这段求学之道的论述,仍是他一向秉持的“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治学思路。按照这种思路,要研究《春秋》等史学,开读“春王正月”,那么就要先由训诂入手,只有先掌握了考证三统正朔、周官典礼的本领,才能去读《春秋》,否则就可能学不由径。

  而此时的章学诚,早已有了自己的独到治学之见,尽管还相当不成熟。

  早在四五年前,他在写给同窗好友甄松年的信中,就提出改革史书义例的设想,建议在史书中“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信中,他还表达了一系列在编修方志上的看法。比如,他认为方志“体裁宜得史法”,诗文不能纳入《艺文志》等等。

  而且,此前一年,他参与了《天门县志》的编纂工作,并将自己在修志中的所想所思总结为《修志十议》。这些深有独见的论述,说明章学诚在通读古今史书,并在具体编篡方志的工作中,通过仔细分析,精深思考,已经在史学领域初步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论雏形。

  现在,面对在乾隆朝学界享有崇高声望的大师戴震的告诫,年轻的章学诚不能不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他深知自己学力尚浅,而且没有用功于考证名物、穷究典籍、训诂词章,正像他自己所说:“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那么,是固执己见,坚持不为训诂桎梏,走自己的独断之学路子,还是听从戴震前辈的谆谆教导,摈弃前非,改弦易辙,走流行的考据之路?

  然而,生活的困顿与艰难,不得不让他暂时放下脑海中的发问,为饥肠辘辘的肚皮去谋生。公元一七六七年,章学诚因“二三当事,猥以执笔见推”,进入太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的编修工作。

  在众口哓哓、干扰颇多的志局里,他深感自己不能按照史家应有的持公执正之义秉笔直书,而是处处受人牵制,时时为同僚所嫉,严重违背了自己所尊奉的为史原则,触犯了他作为一个历史编纂者的心灵底线。

  忍无可忍下,三年后他愤而辞职。

  唐朝的刘知几拂袖离开史馆后,向宰相萧至忠修书一封,疾言史馆之弊,决定退而撰著《史通》。

  章学诚也留下一封长信。翌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气愤难遏、言辞激烈地写道:“学诚用是喟然谢去,非无所见而然也。昔李翱尝慨唐三百年人文之盛,几至三代两汉,而史才曾无一人堪与范蔚宗、陈承祚抗行者,以为叹息。夫古人家法,沈约以前,存者什五,子显以下,存者什三。唐史官分曹监领,一变马班以来专门之业,人才不敌陈、范,固其势也。每慨刘子元不以世出之史才,历景云、开元之间,三朝为史,当时深知,如徐坚、吴兢辈,不为无人,而监修萧至忠、宗楚客等,皆痴肥臃肿,坐啸画喏,弹压于前,与之锥凿方圆,抵龉不入,良可伤也。子元一官落拓,十年不迁,退撰《史通》。是以出都以来,颇事著述,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旨已见。”

  从中,可以看到他离开志局的原委,而且还可以看到,他已经决定效仿刘知几,退而私撰《文史通义》。事实上,从三十五岁的此时到六十四岁去世,章学诚将整整后半生的时间全部交付给了他的皇皇巨著《文史通义》。

第五节


  “多少脸孔,茫然随波逐流,他们在追寻什么?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却在命运中交错……”奔波于生计的路上,似乎总有这首《把根留住》的歌曲,来为章学诚的人生做背景音乐。

  然而,身影尽管风尘仆仆,但一点也不颓唐潦倒;脸孔虽然尘土扑面,但一点也不茫然。

  公元一七七三年,和州知州刘长城邀请他主持编修《和州志》,闻听后,他欣然前往。

  早在章学诚为国子监学生时,他就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对同学这样讲过他的人生志向:“丈夫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

  他喜爱纂修志乘这项事业,哪怕只是为远在安徽的一个小县编修县志,他也乐于效命。孔子在《论语?述而》中不是这样说过吗?“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前往和州,正是“从吾所好”。

  也正是这次和州之行,让章学诚确立了他的为学方向。

  “万有引力定律”其实已经在脑海中诞生,牛顿所需要的,只是躺在那棵寻常的树下,让寻常的苹果砸中不寻常的脑门。而学识、学力已经完全具备的章学诚,他所需要的也是类似的一次撞击过程。

  编修《和州志》的过程,便成了他对自己的一次全面学术总结。

  修志中,他不但在搜检群书、博览众籍的过程中,“检点前后,识力颇进”,形成了“辨章百家,通于大道”、“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的为史思想,而且有了全新的修志认识。

  于史学义例、方志编修、校雠之法等诸方面,他均收获颇丰。他首次提出:“史臣载笔,侈言文苑,而于《春秋》家学、派别源流,未尝稍容心焉,不知将自命其史为何如也。”认为修史应该“尤当考定篇章,复审文字,某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末流之弊,犹恃堤防”。

  此外的收获,就是他一边编修《和州志》,一边“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可见,《文史通义》的写定,也完全有赖于此次的修志活动。

  更大的收获是,自从八年前聆听戴震的教诲后,一直颇感茫然、无所适从的他,经过此次修志实践,心中的迷惘消退,自信顿生,为学之法已在章学诚胸中渐渐清晰。

  很凑巧,戴震此时又出现在了他面前。

  二人再次就方志学义等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戴震主张用考据学之法来修志,认为编修方志应该以考核地理沿革为要务。而章实斋则认为,方志乃《周官》小史,是外史之遗,其目的就是专门为编修国史提供史料。

  事实上,最古之史书,就是方志。孟子所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皆为地方志。章学诚认为方志应为一方之史,而不仅仅是一地理书,所以为方志之人,必须“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由此他认定,戴震虽淹贯经史,名满天下,实则不解史学,属于“无其识而强作解事”。

  后来,在《跋甲乙剩稿》中回忆这次和州之行,章学诚充满自得地写道:“甲午、乙未,赴江南修志,返浙而复入都门,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

  他已不再着意于乾嘉学派的考据之学,而是将眼光越过同时代学者的头顶,投向远方。

  那里,孤鹰翱翔,云淡天高。

第六节


  背负着生活的种种压力,也怀揣着自己的情有独钟,公元一七七七年,章学诚又握着永清知县周震荣送来的邀请函,脚步轻盈地前往永清,编修《永清县志》。

  也正是在这年,他在乡试中中举,次年,于会试考中进士。

  场屋中的接连取胜,并没有让章学诚增添多少成就感,为此拈须自得,欣喜若狂。相反,考中进士之后的他,竟然自认迂阔,执意拒绝入仕。

  在这个已经四十一岁的中年男人心中,参加科考,获得功名,也许只是对自己或他人的一种交代,属于一种身份认定。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事业不在尔虞我诈、蝇营狗苟的官场里,而是在书籍盈桌、孤灯独照的书斋。

  编修方志,钻研史学,这才是他驰骋的精神牧场。

  所以,当同时进士及第的同窗们兴高采烈地簪花以庆,春风满面地走上仕途时,章学诚却离开这种热闹,独自悄悄地回到永清县的那堆档案簿籍之中,津津有味地做起了他的研究工作。

  公元一七七九年,他完成了《永清县志》编修工作,同时写就了与《文史通义》并称的重要著作《校雠通义》。

  写作《校雠通义》,目的很明确,就是“为折衷诸家,究其源委”,为历朝著录部次条别,疏通伦类,追刘向父子、郑樵之意,纠其之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以正典籍中“鱼鲁豕亥”之类的错误。

  从他考中进士却果断抽身退出官场的那刻起,章学诚早已做好了应对清贫、承接苦寒的一切心理准备。然而,前行路上所遭遇的诸多穷蹇愁苦,还是让人意想不到。

  公元一七八一年,漂泊无定、生活无依的他前去河南谋职,求职不成,归途中却遇到强盗,所携行李被洗劫一空。这里面就有他视如生命的《校雠通义》书稿。幸亏,朋友处有此书稿的另一抄本,但因没有第四卷,《校雠通义》便令人万分遗憾地成了残本。

  为了生计,此后的他,又在河北大地上不停游走,四处谋职,流寓无定。他先后讲学于清漳书院、敬胜书院、莲池书院。这中间,还曾罹患大病一场,因无钱就医几乎丧命,多亏学者邵晋涵施以援手,才得以起死回生。

  正像二十八岁时遇到朱筠,给他凄寒的中青年岁月带来了一丝温热与慰藉,五十岁时,章学诚遇到了时任河南巡抚的毕沅,则为他的晚年人生带来了倚靠与凭借。

  毕沅,博学多才,精通经史,旁及语文学、金石学、地理学,并善诗文,一生著作颇丰。他敬重文士,礼贤下士,尤好扶植后进,“一时名儒,多招至幕府”,“毕沅爱才尤笃,人有一技之长,必驰币聘请,唯恐其不来,来则厚资给之”(《更生斋集文甲集》)。当时的著名学者如孙星衍、洪亮吉、汪中、段玉裁等,皆曾受荫于其门下。

  其时,毕沅正在组织学者准备编纂《史籍考》,这对精通史学编纂工作的章学诚来说,无疑是如鱼得水。而在章学诚看来,毕沅其人,以及他组织的《史籍考》编纂工作,都深合自己青年时所说的那句人生志向:“丈夫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

  从名公,修志乘,于他而言两样都甚合己意,夫复何求?于是,章学诚全身心投入到毕沅组织的《史籍考》、《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中。

  可惜的是,次年因毕沅调任湖广总督,编纂工作宣告中辍。多年之后,章学诚再次被毕沅邀请到湖北武昌,这一文化工程才得以继续。然而,因毕沅后来遭贬谪,大功即将告成的《史籍考》的编辑工作再次中断,与《续资治通鉴》的命运一样,都成为一部未竟之作。

  此间,除应亳州知州裴振之请前往编修《亳州志》外,章学诚又先后主持编修了《湖北通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足迹遍布河南、安徽、湖北、江苏、浙江等地。

  一路孜孜不倦,苦研精索,一路埋首书案,撰著不断。即便是在公元一八〇〇年,嘉庆五年,他因常年伏案劳顿双目失明之后,章学诚仍于黑暗中力耕砚田,奋笔不辍,坚持从事历史哲学的著述,直到次年生命告终。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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