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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故事与评价——独栖旧枝发新花(3)



  何元锡说:“嘉定钱竹汀先生,主讲吴郡之紫阳书院,四方贤士大夫及弟子过从者,殆无虚日。”

  钱东壁、钱东塾更是形象记述了乃父与四方之士及授业弟子讲学论道的情形:“或叩问疑义,或商论诗文,或持示古本书籍,或鉴别旧拓碑帖、钟鼎款识,以及法书名画,府君无不穷源竟委,相与上下其论议,至人各得其意以去。”

  而且,钱大昕用自己的治学方式给后生树立榜样,“讲肄之暇,复加讨论,间与前人暗合者,削而去之。或得于同学启示,亦必标其姓名”(《廿二史考异》序),用以告诫诸生勿慕虚名,笃实求学。钱大昕设教宽泛,门开多科,但门门务求精实,科科考镜源流,难怪受业于他门下的弟子,或专擅一艺,或兼善数长,而各得其意,对埋头讲章、心系科名者而不屑。

  有这样一位老师,弟子的眼界当然会比他人更宽,识见比别人更深,他们有理由向外校生撇嘴的。

第六节


  钱大昕却始终一团和粹之气。他进入到了自己学术的成熟期与收割期。

  自归隐林下,钱大昕将此前的学术积累,推阐发明,喷薄而发,相继撰著出《廿二史考异》、《疑年录》、《元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四史朔闰考》、《十驾斋养新录》等影响深远的学术巨著。

  其中,皇皇一百卷巨著《廿二史考异》,是对历代史籍进行考订校勘的集大成之作,囊括了《史记》以来的“二十四史”中除《旧五代史》、《明史》,却加上《续汉书》的二十三部正史,纵贯中国历史上下两千年。此书,不仅在研究史籍的版本、文字考订、编撰体例等方面有着系统而独到的深研细判,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各时代的事件和人物、典章制度、历史地理、氏族、民族、社会状况、风俗变迁等方面都卓有创见,在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此外,他的《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著作,在考史之余,兼考经学及其他内容,大大开拓了经学、史学、历算、地理、文字、音韵、金石、方志等学科的研究领域。

  同时,他又成为开一代学风之人。因为钱大昕的努力,推翻了长期笼罩学界的经尊史卑的牢笼,史学开始与经学并重起来。

  在他之前,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虽然也倾心于史学,但他们更讲究“通经以致用”,着力于用经学来抗衡理学,所以并不以专门治史为方向。只有到了以钱大昕为先锋,以王鸣盛、赵翼为同道,当然还有历史哲学家章学诚加盟的这个学术阵营出现,他们究心于史,卓有新发,这才改变了长久以来的学术偏向,史学终于挺起腰板儿,与经学并列而坐。

  钱大昕的为史方法是,利用金石文字与古文献相印证,再辅以音韵学进行考证。他提出了“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的考史之式,对历史上一些重要问题做了详尽而精深的爬剔梳理与考订论述,嘉惠后学,其功至伟。

  也许正是他在史学上的卓越成就,其耀眼光斑恰恰遮掩了他的整体学术风貌,后世学者常常将他归于乾嘉惠栋吴派,或干脆只以一个博通众籍的史学考据学家来定义他。比如梁启超就持此论。

  这无疑是偏颇的。

  于惠栋之学,钱大昕充满服膺;于戴震之学,钱大昕也是赞许有加。

  公元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戴震以一个狼狈逃窜者的形象,“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来到京城。“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的他,在“困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之际,携其所著书拜访钱大昕。钱大昕与之谈论竟日之后,当即认定戴震为天下奇才,而且随即将其引荐给京师中秦蕙田、王安国、纪昀、王鸣盛、王昶、朱筠等一帮馆阁通人。正是钱大昕的伯乐之功,才出现了“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的盛况。但戴震治学有一个特点,用江藩的话说就是:“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

  而钱大昕对惠栋与戴震二人的共同治学偏颇之处并不赞同。惠栋尊信汉人经说,墨守“凡古必真,惟汉是从”,进行学术限囿。

  钱大昕为此提出不同看法:“后儒之说胜于古,从其胜者,不必强从古可也。”对于包括郑玄在内的汉儒,他始终坚持不盲从、不轻信,而是发现其有错误,就应据实订正,直陈其失,对顾炎武、朱彝尊、阎若璩、胡渭等人也持相同态度。

  为此,好友王鸣盛曾劝他不要冒犯前哲。他的回答是:“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郑康成以祭公为叶公,不害其为大儒;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不害其为良史。”一事之失,不妨大体,但必须据实更正。

  也许正是这样实事求是、兼容并蓄、广采博取的为学态度,才成就了钱大昕学术之宏博浩大。尤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代通儒,他还积极学习欧洲测量、孤三角诸法,对利玛窦、汤若望等带来的西洋数学理论能“洞若观火”,从而使自己真正学贯中西。

  他的确是一位通才通儒型、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宗师。

  他不但在经学领域造诣深湛,其史学尤为精深,于文字、音韵、训诂、目录学均极为精通,在金石学方面成就也独步一代,长于天文历算、职官典制、氏族姓氏,还精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而且其诗文辞章也风骚独领,誉满天下。

  极端自傲的戴震曾说:“当今之世,吾以晓征为第二人。”言下之意,许己为第一。学者江藩就毫不客气地驳斥:“戴编修震,尝谓人曰: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这显然与“学究天人,博综群籍”、学贯中西的钱大昕不可比拟。

  段玉裁在《潜研堂文集序》中这样评价钱大昕:“先生始以词章鸣一时,既乃研精经史,因文见道;于经文之舛误,经义之聚讼而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盖先生致知格物之功,可谓深矣。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艺成名者罕;合众艺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先生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

  阮元在《十驾斋养新录序》中也如是说:“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学,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合此九难,求之百载,归于嘉定,孰不云然!”

  卢文弨称他:“品如金玉,学如渊海。国之仪表,士之楷模。”

  身兼一流学者与封疆大吏双重身份,左右士林风气的显赫人物阮元,赞誉他于经学、史学皆“洞彻原委”,“订千年未正之讹”,而且在天算、地理、文字、音韵、金石、官制等学术领域,均能“观其会通”,是位“求之百载而难得”的通儒大才。

  嘉庆九年,公元一八〇四年,这位“博而孱守,默而湛思”的通儒大才,一生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界巨子,在紫阳书院山长任上病逝。

  一生勤学不辍的他,就在去世当日,还校勘了《十驾斋养新录》书稿数页。其终生向学、孜孜不倦的风致,令千载之下的后人永远感怀。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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