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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故事与评价——独栖旧枝发新花(2)



  更为重要的是,在紫阳书院的学习中,钱大昕还结识了惠栋、沈彤、李果、赵虹、许廷鑅、顾诒禄等一大帮前辈学人,与他们成为忘年之交。这些硕儒宿耆或淹贯史学,遍晓志传,或潜心经籍,长于考证,或文雄才高,以诗文名世,与他们的交往,大大提升了钱大昕的学术探研境界。

  惠栋对钱大昕的学术影响最为显著。惠栋死后,钱大昕在为其《古文尚书考》所写的序中,仍充满感激:“予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忽忽卌余载,楹书犹在,而典型日远,缀名简末,感慨系之。”钱大昕后来提出的“以经证经”、“必通全经而后可通一经”这一学术主张,正是延续了惠栋的“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的治学理念。

  正是在这样一个春风满堂的环境中,上有名师淬励学问名节,周围有才高德佳的同学相互砥砺学问、彼此策励,钱大昕完成了自己在学术之路上的知识储备阶段。

  剩下的,他只需等待冲天一啸那一刻的来临。

第三节


  乾隆十六年,公元一七五一年春,清高宗首次南巡江浙。

  这位将自己的历史身影似乎永远交付给了巡视江南路上的大清皇帝,向来以风雅自命,他不仅以一生写出一万余首诗作的成绩成为中国第一高产诗人,而且还喜欢赠诗给人,同时更极端热诚于他人向自己进献诗作,歌功颂德。

  先前在朝廷中,因诗而跻身官宦、备享乾隆荣宠的沈德潜,深知这位皇帝的痒痒肉长在哪里,作为紫阳学院山长的他,决定再适时地挠上一挠。

  当乾隆的御辇翠华摇摇地抵达苏州时,沈德潜前往迎驾,为紫阳书院乞讨御笔赐额。高宗欣然命笔,题写下“白鹿遗规”,并且作五言古诗以赠。

  沈先生的挠痒之举并没有完,他还让紫阳书院的高足们向皇帝进献诗赋。钱大昕就是其中的一位。

  事实上,不独紫阳书院的学生们,上有所好,下必效焉,世风所向,皖、江、浙、吴等地士子竞卖才华,纷纷向乾隆帝献赋。

  用一首诗作来博得皇帝的青睐,借此攀附骥尾,平步青云,这在今天看来实在是荒唐的。但乾隆还是可爱的,因为他喜好的是诗,而不是珍宝、美女、古玩。用诗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诚然偏颇,但与那些由古董、女色、美元、关系网产生的官宦相比,有着霄壤之别。

  乾隆当然不会仅靠一张纸片就决定启用谁,他命有关人员将各地学政取定的进献诗赋作者,集中起来再进行考试,届期,钦命试题,然后收卷进呈。此举目的是验别真伪,免得“鱼目碔砆,得混珠玉”。

  三月三十日放榜,钱大昕中甲等第二名。

  乾隆下谕:“此次考中之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著照浙江之例,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与考取候补人员,一体补用。”尽管是举人,但是钦点甲等第二名,且直接被任命为内阁中书行走,这种荣誉仍显得实在太过巨大。

  兴奋是自然的,感触也是良多的,钱大昕赋诗记怀:“俳优薄技拟枚皋,给札金门异数叨。五色霏微承紫诰,十年蕉萃愧青袍。登科仍许陪先进,通籍何须谒选曹。小草自来无远志,也蒙搜采到蓬蒿。”

  是啊,相对于自己的经史之学,他所写的五古或七律在其眼中,只能算是“俳优薄技”,但就是这雕虫小技却为自己赢得了紫诰,换取了青袍,怎不让人感慨万千?

  只是,不知道先前白眼相加、讥嘲连连的王家人,此时还称钱大昕为碧鹳雀否?闻听此喜讯的岳丈王尔达先生,应该为此在书斋中独自长时间热烈鼓掌吧。

第四节


  公元一七五二年,钱大昕告别紫阳书院,前往燕京,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所谓的内阁中书行走,实际上就是个实习生的角色,基本算是个闲差。钱大昕却在这个闲职上再次忙碌起来。

  独坐京城,此时的他有更多时间和空闲,来思考与审量在紫阳书院时与吴中诸老进行学术交流所受的教益。

  以惠栋为首的吴地乾嘉汉学家,集体呈现的学术风貌是,重视音韵、文字训诂考据,继而扩展到对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进而枝藤蔓延到天文、历法、数学、金石、地理等学术领域,进行深研细究。

  钱大昕自己说过:“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古训以夸心得,下者袭人言以为己有。独惠氏世守古学,而栋所得尤精。拟诸前儒,当在何休、服虔之间,马融、赵岐辈不及也。”在《题惠松厓征君授经图》诗中,他更是充满服膺之情地向这位前辈学人致敬:“吾生亦有好古癖,问奇曾许抠衣进。廿年聚散等浮沤,宿草青青老泪抆。展图仿佛见平生,苦井长眢几时浚?黄门精熟继长翁,试听它年石渠论。”

  惠栋的治学方法,给了他深刻的启迪与影响。

  正是如此,博经通史之后的钱大昕,于此时将他学术研究的破冰之旅,选择在了天算、历法两个貌似冷僻且深奥的港口起航。

  当代数学大师陈省身曾被人问起:你为什么钟情数学?他回答道,数学中充满了美。钱大昕研究数学却不是为了寻求美,而是为了考究载于史籍中的历法是否有错讹,进而深入研究《周礼》、《仪礼》、《逸礼》三礼之中有无出入。

  在仔细研究梅文鼎的数论,又深研传教士带来的先进西方数学知识之后,钱大昕开始对《汉书?律历志》中所保存的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历法《三统历》进行全面考订。

  关于钱大昕的数学功力之深,《钱大昕年谱》中有详细记录:“先生在京,偕同年褚寅亮、吴朗辈讲明九章算术暨西洋测量弧三角诸法,尚书何国宗久领钦天监事,精于推步,先往候之,与论宣城梅氏并及明季利、徐诸家之学,洞若观火,何辄逊谢,以为不及,出谓人曰:‘今之贾逵也!’又以御制《数理精蕴》兼综中西法之妙,悉心探核,曲鬯旁通,由是用以观史,则自太初、三统、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时,尽能得其测算之法,故于各史朔闰剥蚀凌犯进退强弱之殊,指掌立辨,咸为抉择而考定之。”

  钱大昕当之无愧地成为十八世纪中国第一流的数学家。

  乾隆十九年,他撰成《三统历术》一书,为旧《三统历》校枉脱谬,指正补阙,《清史稿?儒林列传》中说,因此书的面世,“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

  他的学识也赢得了在朝大员们的无限礼敬。

  礼部尚书、钦天监何国宗,在涉及历算中的棘手难题时,常常屈身向这位二十七岁的年轻人虚心请教;工部尚书秦蕙田领导纂修《五礼通考》时,也盛情相邀钱大昕前来充备顾问,时时虚心请教。因为,钱大昕以其高深的数学理论,能够“以知《尚书》纬四游升降,畅刘歆《三统历》之意旨,因弹定班志论文舛义”。

  也是在此年,钱大昕进士及第。

  与他一批,纪昀、朱筠、王昶等一批光照古今的鸿儒俊彦同科成为进士。

  尤其是王鸣盛,既是他手牵心连的少年时同窗,又是他志同道合的挚友,还是他的妻兄,这让钱大昕欣喜异常。

  晚年的钱大昕仍深以此生与王鸣盛同学、同官、同调而沾沾自喜:“予与西沚(王鸣盛)总角交,予妻又其女弟,幼同学,长同官,及归田,衡宇相望,奇文疑义,质难无虚日。予驽缓,西沚数镞厉之,始克树立。平生道义之交,无逾西沚,常以异姓轼、辙相况,匪由亲串暱就,辄相标榜也。”

  这种男人之间最美好的情谊,也许只有民国年间的一对著名学人可以享有了,他们就是陈寅恪与俞大维。陈的母亲是俞的姑母,俞的妻子又是陈的胞妹,陈、俞二人又同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七年,情同手足,俞大维在怀念死去的陈寅恪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情属至亲,谊兼师友。”

  自此,钱大昕驶入了他仕宦生涯中的快车道。他先后担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右春坊右赞善、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及武英殿、功臣馆、《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曾分别担任山东、湖南、浙江、河南四省乡试主考,还曾两次充任会试同考官,最后担任的是广东学政。

  正如同时代学者王引之所说,钱大昕属于“淡于宦情,抱道自足”的一个人,他唯一感兴趣的事就是“大肆力于著述”。乾隆皇帝深知钱大昕学识兼优,淡于荣利,所以曾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他“官至四品可休”。

  的确,在一个真正的学人眼中,永远没有权位,而只有学问。

  当以色列立国之后,民众商议要将第一顶总统的桂冠献给爱因斯坦时,这位头发蓬乱的科学家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解方程比当总统更适合他。

  于钱大昕而言,不管朝服胸前的补子是鹭鸶、白鹇,还是云雁、白鹤,这些都不在他的关心视野内,他只关注他的学术事业。

  你看,朝廷此时所修的《热河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大清一统志》、《天球图》,无一例外,里面有他忙碌的身影。

  而每一项文化工程的参与,又都是他的一次自我学术总结和学术提升。

  修纂《热河志》,他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而且利用跟随乾隆巡幸避暑山庄的机会,多次对承德进行实地考察,将文献与实践相结合,为他后来编纂其他志书奠定了学理基础。

  编修《续文献通考》,又让钱大昕通读了自古迄今的典章制度专史,大大厚化了其史学知识,为其日后撰写通考古今的史学名著《廿二史考异》提前做了学养上的准备。

  订编《音韵述微》,既是对早年就“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的钱大昕的一次学术检验,也是对他在音韵学研究领域的一次兴趣强化。后来他的《声类》等音韵学著作的诞生,应该与此直接相关。

  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他在《永乐大典》中探赜寻微,从中搜辑出《易稽览图》、《宝刻类编》两种早已消亡的古籍。此外,他还极为注重金石学研究,对搜求到的前代金石拓本,反复比对史籍,仔细加以校勘,完成了一部“横纵钩贯,援据出入”、成就远远超越前贤的《金石文跋尾》,将金石学研究推向了历史新高。

  这些,都让钱大昕日渐成为一个纵涉多个学科领域、博综群籍的一代儒宗。

第五节


  久在宦海漂浮,再瑰丽的航行都会变得索然寡味,何况是淡于宦情的他?

  “生涯碌碌风轮转,岁月堂堂电光掣。频浮蓟北柏子樽,苦忆江南梅花缬。”这是钱大昕所写的一首《古风》,诗中已隐隐透出厌烦蓟北生活,向往家乡田园之意。

  乾隆四十年,公元一七七五年五月,其父病亡,他卸职丁忧,家居守制。服阕后,又念母亲年老,遂无意官场,不复入京都供职。

  从此,钱大昕结束了仕宦生涯。告别了燕京浮华的酒樽,回到久违的嘉定,再次置身于少年时代就早已熟稔的幽香扑鼻的梅花之中。

  如同历代前辈大儒,卸职归家的钱大昕也拿起了教鞭,走上了杏坛育人的教师之路。

  乾隆四十三年,他应邀来到江宁钟山书院担任主讲;乾隆五十年,他应邀就教于松江娄东书院;乾隆五十四年,他应邀职掌苏州紫阳书院山长,直至嘉庆九年去世,前后凡十六年之久。

  三十八年前,紫阳学院走出了一位英姿勃发的青年才俊;三十八年后,紫阳学院迎回了一位名满天下的学界泰斗。时光,让一个母亲温馨地看到了哺育与反哺的生动对接。

  在紫阳书院的教学中,钱大昕与诸生讲论古学,注重以通经读史为先。他以训诂为研究方法,重视对历史时间和人物的考证,主倡通经博古,质疑解惑,辩难发覆,对学生诲之不倦。在他的教育下,受业于其门下的两千余人中,不光“其为台阁侍从,发名成业者不胜计”,而且,或得其一端以成专门之学,或学兼数长而成通儒之业,更是大有人在。

  钱庆曾说:“公在紫阳最久,自己酉至甲子,凡十有六年,一时贤士受业于门下者,不下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如李茂才锐之算术,夏广文文焘之舆地,钮布衣树玉之《说文》,费孝廉士玑之经术,张征君燕昌之金石,陈工部稽亭先生之史学,几千年之绝学,萃于诸公,而一折衷于讲席。余如顾学士莼、茂才广圻、李孝廉福、陈观察钟麟、陶观察樑、徐阁学颋、潘尚书世恩、户部世璜、蔡明经云、董观察国华辈,不专名一家,皆当时之杰出者也。”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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