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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惠栋:乾嘉学派擎旗人(3)



  对汉人易说,惠栋研究尤深。

  鉴于“《易》为王、韩所乱,汉法已亡”,他爬梳钩沉,辑录两汉经师孟喜、虞翻、京房、郑玄、荀爽诸家《易》说,并发明《易》理,辨正宋儒《河图》、《洛书》之非,著《易汉学》八卷。又“考究汉儒之传以发明《易》之本例”,著《易例》二卷。在钩稽考证汉儒《易》说的基础上,惠栋进而以荀爽、虞翻为主,参以郑玄、宋咸、干宝等各家之说,融会贯通,疏解《易》义,撰《周易述》一书。钱大昕盛赞其精研三十年,“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彰矣”。

  自他而后,清代学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空疏的理学进一步遭到否定,朴实的注重考经证史的汉学得以蓬勃发展起来。“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都是惠定宇先生的向导作用导致。

  惠栋最为卓著的贡献,就是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学术研究方式,在反对宋明理学空谈浮华的基础之上,促成务实严谨的朴学出世,开出吴派一脉,并教育培养出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江藩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同时,他的为学思想也深深影响了皖派、扬州学派乃至晚清学者,流绪绵长。

  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称誉他:“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

  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中肯定了其学术功绩与地位:“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

  但,也不能无视惠栋的吴学之短。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惠栋学派有过这样中肯的评价:“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壁垒森严、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

  为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惠栋极力强调:“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这种方法壁垒森严,旗帜鲜明,独守汉儒家法与师法,难免会有胶柱鼓瑟之嫌。

  而且,一味泥古,对汉儒不加分辨地盲目信从,失去了学者应有的质疑精神,造成只重视知识渊博而缺少识断的后果。吴派学者就经论经,虽然厘清了汉代经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关系,但又明显表现出一种脱离现实政治的倾向,丢弃了顾炎武等前辈学人通经致用的治学传统。

  大路遥迢,终点却是一个越走越逼仄的死胡同,这是行者在出发时想不到的。

第六节


  于戴震而言,与惠栋的晤谈对其影响深远。

  如果说两年前的燕京之行,使他的人生实现重大转变,那么两年后今天的扬州会面,则对他的学术生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转化作用。

  已处垂暮之年的惠栋名满天下,年轻的戴震对之充满崇敬,但也仅仅只是人格与学问上的敬仰而已,此时的戴震还没有对惠栋的学术心悟神契。

  九年之后,戴震第二次参加会试,取道苏州时,专程拜谒惠栋遗像。当戴震看到惠栋之子惠秉高及惠门弟子江声、余萧客等人皆不失师法,遽然反思自己的学术思想,认为应当沿着惠栋的学术之路,重新认识程朱。他反思道:“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埃。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

  这里的“大不解”,其实是全然明白。因为在乾隆二十年所写的《与姚孝廉姬传书》中,戴震所持的论调还是“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这时的戴震已经在主张,儒家学术不当二分为汉、宋,而应并归一途,不能认为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他已经认定,应该将义理统于故训典制,由故训典制的解释得出相应的义理。

  这是戴震一生学术生涯的重要转变。

  他认为:“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虽然,经自汉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其所训释,复各持异解。”这是在说,汉儒传注大部分是可靠的,也有差违失次的地方,不可盲从,要真正弄懂遗经,还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由此可见,戴震是受惠栋影响而实现了学术转向,但他却并非简单地承袭惠栋,而只是保留了惠栋学术“分析条理,皆密严瑮”的特点,加以自己独到的学理申发。

  这个学术路径就是,“以字通词,以词通道”,求取古代经典之中的“十分之见”,最终寻求古圣的义理所在。

  在学术上的变化直接表现为:批判程朱,力反宋儒。然而,戴震虽讨伐宋学,却并不胶泥汉学。他说:“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又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可谓是对惠栋及吴派的拨乱反正。

  与为经学而经学的皖派相较,戴震的吴派,则始终怀有强烈的质疑精神。在治学中,不以人蔽己,也不以己自蔽,不论何人所言,绝不轻易盲从盲信,而必求其所以然。

  戴震的为学方式呈现出严于深思求证的明显特征。虽一字之解,也不肯轻易放过。他这样说:“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静气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义必差,而道从此失。”

  所以,与吴派学者“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盲从盲信大不相同,皖派学者能保持一种冷静、严密的分析批判和经世致用精神,博古通今,实事求是,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之说,而能旁征博引,分析条理,识断精审,具有一种自发的科学归纳方法。

  戴震及其开创的皖派,主张将训诂考证与义理相结合,并以明道为旨归。治学首先应当重《尔雅》、《方言》、《文字》等书,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所以,对于文字、音韵、名物、典章制度、古天算学、古地理学,他都有着精湛的研究,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

  可见,皖派之学虽后出于吴派,但弥补了前者不足,转之为精。这种变化带来的学术表现,就是戴震后期的《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等不朽著作。

  章太炎非常中肯地评价:“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学理逻辑,识断能力,将惠栋与戴震,也将吴学和皖学彻底区别开来。

  梁启超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惠栋吴派与戴震皖派的学术差别:“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视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必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

  最终,戴震以清代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身份,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学术时代的巨擘。

第七节


  清代学术大师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碰壁科场,困于场屋。

  当年,程恂曾对二十岁的戴震下断:“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但老先生真是走眼了!戴震自二十九岁为秀才后,直到四十“高龄”才中举,这之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

  清代沿用明制,用八股取士,从事举业者从小只接受宋代理学章句体教育,甚至弃群经而只读《四书》。康有为就说:“盖以功令所垂,解义只尊朱子,而有司苟简,三场只重首场。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

  这样就释然了!

  正像惠栋由于拒绝用程朱理学语录来作八股之文,“以用《汉书》为考官所黜”,讨厌宋儒、鄙薄道学而追求更为宏阔深远的经史子籍的一流学者戴震,怎么能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呢?

  明明举办的是一场田间地头的农民赛歌会,却想借此挑选出帕瓦罗蒂,而帕瓦罗蒂又屡屡参加,不管是对举办者,还是参赛人,都是一种双重误会。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一七七三年,乾隆举着“稽古右文”的名义,实则是为钳制众口,开始了编纂《四库全书》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为此,他诏开四库馆,征海内学问淹贯之士充任编校之职,戴震以其学术盛名被推荐参加纂修。两年后,五十三岁的戴震被乾隆额外恩准,与会试中试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

  以戴震的学术身量,最后却是通过皇恩浩荡才获得了个同进士出身,这便是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极大讽刺。可惜,乾隆看不出来。

  自入四库馆后,戴震“勤修其职,晨夕披检,无间寒暑”,尽心纂次,订其讹舛,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尤为精核。他又从《永乐大典》内复原《九章算术》、《五曹算经》等七种早已散佚的典籍。乾隆对他校勘的《水经注》报以激赏,亲笔写诗褒奖:“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也是在这时,伴随着他完成《论性》、《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重要思想类著述,戴震的哲学体系也宣告圆满形成。他的哲学体系简而言之,就是“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天道论,与“后儒以理杀人”的理欲观。

  戴震临死前给弟子段玉裁的信中说:“仆平生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这部充斥着戴震哲学思想的著作,既是置身在万马齐喑的乾隆年间的他对明末清初诸启蒙思想家的回应,也是他对即将出场的清末民初思想家的呼唤。是回响,也是先声。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一代大师死于燕京。

  其弟子段玉裁说:“谓先生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的确,他将有限的生命全部付于了他所钟爱的学术及思想事业。

  从此,戴震,与他所尊敬的惠栋并肩而立,站在清代学术的最高峰上。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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