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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惠栋:乾嘉学派擎旗人(2)



  而且,他读书还有个特点,不依成说,喜欢深思追问。当塾师教授《大学章句》时,他对其中的“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产生了疑问,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老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他马上又反问:朱文公何时人?孔子、曾子又是何时人?那么,隔着两千多年的宋朝人朱熹,怎么能知道孔子、曾子发生的事呢?

  哑口无言的老师为之感叹:“此非常儿也!”

  一个黄口小儿,却对五百多年来一直高高在上,牢牢占据所有读书人思想统驭地位的朱熹大胆提出质疑,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惊奇。这种追本溯源、究根穷底的治学态度,使得他对前人的传注训诂,从来不轻信盲从。

  因为不轻信,心中便总有疑问。为此,他利用三年时间,学习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目的就是让自己先通训诂,然后治经。在掌握《说文解字》的精髓后,他“又取《尔雅》、《方言》、《文字》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

  后来,戴震在写给弟子段玉裁的信中,阐明了自己这一治学方法:“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

  他非常反对同时代人将经学分为汉儒、宋儒,部分人主张训诂,另一部分人主张义理的学术分野。他认为二者应该是统一的,不可割裂,通向明道必取途于训诂、考证,最后才能探求古圣先贤的义理,弄清其本义。明经的最高形态是明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正是这种贯穿其一生,并后来成为皖派学术鲜明特点的治学理念,使得戴震远远走在了同时代学者的前列。

  他很早就淹贯儒家经典,如《清史稿?儒林列传》中所说,“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之后,戴震跟随做商人的父亲,周游于江西、福建一代,遍交名士,广求学问,学业大进。休宁知名学人程恂,对二十岁的戴震大为爱重,他称赞道:“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

  也就是在此时,戴震于不经意间跨入了汪梧凤的“不疏园”中。

  汪梧凤,安徽歙县西溪人,中举后不应会试,以读书自娱。其父汪泰安喜读书,将自家园林起名为“不疏园”,供读书人偃仰休息,谈书论经。著名学者江永,此时就在“不疏园”中开馆授徒,进入“不疏园”的戴震,得以拜其门下,“取平时所学就正焉”。

  江永,为一代大儒。他博通古今,擅长于考据,著述极富,有二十七部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他所注疏的《十三经》对“三礼”精思博考,多有独见,其著作《古韵标准》、《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等,在中国音韵乐律学上有着重要创见。后人评价他的书:“考证精核”,“持义多允,非深于古义者不能也。”

  江永精通经学、声韵、天文、历法、算学,对戴震在学术上的成长,有着长远而重要的影响。江永将自然科学与儒家经学相结合的治学方法,深深影响了戴震,使他原先就颇有根基的学术渐成体系,并日渐成熟。由此,戴震开始考虑贯通群经的内在逻辑到底何在。

  仍是在江永的指导下,戴震在此时相继写成《筹算》、《考工记图注》、《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诗补传》、《勾股割圜记》、《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等一大批著作。

  作为一位青年学者,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令人刮目相看。

  公元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三十三岁的戴震走到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

  如同顾炎武当年的避仇出走,戴震也为避仇,逃离家园,选择北漂。

  纪昀在《考工记图注》序中详细交代了他只身逃往京师的原因:“盖先生是年讼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坟。族豪倚财结交县令,文致先生罪。乃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

  事情很简单,一个研经读史的学者,却遇到了同族中的无赖流氓,而他又偏偏生在一个文字狱大兴、告密构祸成风的年代。被钱财买通的污吏,想“文致其罪”一个吟诗作赋的书生,那不是太简单了?

  除了狼狈出逃,远走他乡,他别无选择。

  就这样他愁眉不展地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北京,暂时落脚在歙县会馆。

  令戴震万万想不到的是,就是他这个尚无通过举业,只是个休宁县学诸生的穷酸秀才,却获得了帝都翰林院里一大帮进士出身的天下一流学者的集体敬重和青睐。

  这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此时已名满天下的钱大昕。

  走投无路的戴震,带着自己的著作前去拜望素不相识的钱大昕。钱大昕与戴震初见之下,即促膝长聊,然后钱大昕叹曰:“天下奇才也。”随即,他将戴震之名在士林中高调播扬。于是,京城学界无不知道,歙县会馆里来了个才华卓荦的安徽青年才俊戴震。

  纪昀来了,他初次结识戴震,读到他的《考工记图注》后,立刻惊叹不已,随即自己出钱,将之印刷出版。

  在学界群英的交相称赞中,戴震名声大噪,冠盖京华。“是时,纪太史昀、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昕、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乃至还出现了“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的盛况。

  正像从佛罗伦萨逃出,在流浪之地拉文纳完成了不朽名著《神曲》的但丁,戴震的一次意外出逃,也陡然转化为他人生旅途中的一次华丽转身。这就是《易》所说的:否极泰来。

  怀才如怀孕,没有什么能隐藏得住。

  戴震那他伟岸的学术身影在燕京亮相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侧目与掌声。卢文弨、王昶、钱大昕等纷纷折节与之相交,共同探讨学问。礼部侍郎秦蕙田此时正在编著《五礼通考》,他欣喜异常地将戴震的《勾股割圜记》收录到自己所编的书中。桐城派古文巨子姚鼐,因戴震治学深遽,震悚与钦敬之下,甚至明确表达欲拜戴震为师,但向来不喜为人师的戴震,婉言谢绝,他希望彼此为友,共同切磋。

  当然,由于姚鼐愿为戴震弟子,使得天下之人遂敬重经儒,而轻视文士,最后导致了文士与经儒之间的交恶。后来,桐城派文人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但是桐城文人又未得程朱之学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而深受时儒蔑视。所以,姚鼐此后反过头大肆抨击戴震的朴学,这是题外话了。

  一流学者的推崇与延誉,使得戴震学名远播。

  此后,他寓居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家中,教授其子王念孙。王念孙与段玉裁后来成为戴震门下最著名的弟子,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则成为一代考据大师。

  同时,由于旅京期间,与钱大昕等一流学人之间的学问探讨切磋,也使得戴震见识大长,加上早期的学养蕴蓄,伴随着自己学术思想的不断成熟,戴震走到了他全新的学术高度。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王安国去世后,戴震离京。在淮左名都扬州都转盐运使司署内,他遇到了心仪已久的前辈学人惠栋。

  清代汉学的两位开创者,一位是吴派宗师,一位为皖派领袖,他们终于相见。

  仿佛就是为了等待这次高级别的学术交流,次年,惠栋即告别人世。但在惠栋谢幕之前,戴震还是风尘仆仆地及时赶来了。

  灯下,六十一岁的惠栋与三十五岁的戴震相谈正欢,其乐融融。

第四节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这让人想起了南宋时的那场“鹅湖之会”。两个相距遥远的学人,彼此走到一起,在茶香袅袅中展开了学术对话,貌似是陆九渊与朱熹的私人会晤,其实是宋朝心学与理学两大流派的学术碰撞与交流。

  戴震与惠栋的扬州晤谈,也代表着清代学术两大主流学派的最高级别见面。但与“鹅湖之会”因双方学术理念不同,最终不欢而散,彼此落寞走开不同,戴震与惠栋在学术探讨中,却有着更多一致的取向。

  戴震后来在《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追忆了他们这次难得的学术交流:“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他们二人共同认为:“夫所谓义理,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秉经据实,阐发义理,摈除一切高谈务虚的断章取义式讲说,这是他们促膝详谈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他们取途一致的学术旨趣,共同的学术方向,形成了清中叶学界高擎的一面旗帜——乾嘉学风。

  其实,“乾嘉学风”四个字,只是后人附加于这个时期整体学术风貌上的一个代指符号。在惠栋与戴震那里,他们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化的自我认定。

  当然,他们二人比今天的我们更能清晰嗅得弥漫在当时学术空气中的味道,那就是考据逐渐占据学术统治地位,在经学、史学、地理学、文献学乃至种种自然科学领域,无不将考证作为手段,将实证作为途径。

  将打量的视线拽回到今天,如果从学术倾向与学术特征来具体分析,乾嘉学风又可以分为两大学术系统:其一是以惠栋为核心,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另一就是以戴震为核心,以求实为特征的皖派。

  无疑,吴派与皖派是乾嘉学派无可撼动的两大中坚,或曰两大学术主流。若分得再细致一些,还可以在吴派和皖派两大最主要学术阵营之外,寻到以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江学派等等。

  吴派注重搜集两汉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其特点是,排斥宋明理学,“唯汉是信”,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

  皖派重圣人之道在“六经”,认为“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其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儒家经典的奥义,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之途,冀求对圣贤之道的最终领悟。

  其间的学术分野,其实已经十分明晰。

第五节


  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惠栋是第一个响亮喊出“回归汉学”的学者。

  他远绍清初顾炎武等大师博通务实的学风,近承阎若璩、胡渭等学者的治学途径,同时承继家学,在经学领域详征博考,爬梳钩沉,致力于汉儒经学的发掘和重振。

  惠栋认为,要治经学,只有复归汉学。原因很简单,“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所以,他撰著的《周易述》、《易汉学》,跨唐宋,越魏晋,专采汉人注解,对汉以下诸儒的学说嗤之以鼻,摈弃不睬。所以,其治学唯汉是从,凡古皆真,以为凡学说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

  戴震在总结惠栋经学思想时,就十分准确地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正是经由惠栋的倡导,由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的主张,才得以正式确立,并成为汉学家共同尊奉的为学宗旨。

  惠栋最重要的著作是《周易述》,他对汉儒易说搜辑钩稽,不遗余力,所举的信条是,“凡古必真,凡汉必好”,虽不免有株守、不通融之嫌,但此理念一直为后世治《易》者所重。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古文尚书考》,比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晚出,沈彤评价道:“定宇书不谋而与之合,文词未及其半,而辨证益明,条贯亦清益。”由此可见,惠栋在为《古文尚书》定伪这一学术公案上,比阎若璩走得更远,取获也更大。

  在学术研究中,惠栋努力实践自己的治学主张,致力于搜辑钩稽汉儒经说。他汇辑《易》、《书》、《诗》、《礼》、《公羊传》、《谷梁传》、《论语》等经籍的古字古言、古音古义,于“贾、马、服、郑诸儒,散失遗落,几不传于今者,旁搜广摭,裒集成书”,撰《九经古义》十六卷,以发明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后世学者评论此书:“单词片义,具有证据,正非曲徇古人,后之士犹可于此得古音焉,求古义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硕师也。”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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