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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时段下的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与社会(2)

  元朝第二次东征战争(1281年)期间,在鹰岛驻泊的元朝东征军(《蒙古袭来绘词》)元日战争虽是忽必烈想要改造东亚国际秩序的一个尝试,但对于不同人群,其战争记忆有所不同,表现出同一国际秩序中社会层面上的复杂性与多元化。以战争亲历者的记载为例,如王恽的《泛海小录》(《秋涧集》)、周密的《征日本》(《癸辛杂识》),表明了卷入战争的人,动机各有不同。如裴国佐,当时比较有前途的青年官员,他的墓志铭里说了这样一件事:他在“神风”来之前做了一个梦,远方飞来了很多仙鹤,把他的舟抓起来飞向远方。墓志铭说,裴国佐醒来之后就跟朋友说了这个梦,朋友还说这可能是你要升官的吉兆。但他就很懊恼,或者说很沮丧,认为这是失败的前兆。这个故事中,揣测多一点。而赵良弼的动机在史料里讲得更明确,通过自己的出使日本,想立一个忠义碑去纪念自己的父兄。关于征造海舟的历史记忆更是不尽相同。《贞和集》中有诗云“万木森森截尽时,青山无处不伤悲。斧斤若到耶溪上,留个长松啼子规。”可见树木砍伐之严重;袁桷的记载则表现出战争对百姓的骚扰;透过《元故淮安路总管高公墓志铭》则可看到了地方官员与商人勾结利用战争发战争财的种种面目。

  周思成认为,作为社会事件的战争,在古代东亚国际秩序中,不仅仅是一个国际政治事件,它对处于帝国疆域中心或边缘不同人群的非均质影响,是不同世界的集合,有着不同的准则和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在这样的世界里表达自己。

  隐匿与塑造:大航海时代下的东亚秩序

  上海理工大学王煜焜“以‘正使’抑或‘伪使’:16世纪中期的遣明使与倭寇”为题展开论述,他认为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为十六世纪的东亚注入新的“活力”,诸方势力互相博弈,争取己方的最大利益。明世宗的离世,降下一丝贸易的曙光,解除海禁,去除了妨碍亚洲间交流、贸易之墙。然而黎明前却是混沌,嘉靖时曾出现相当规模的倭寇集团,这究竟是由何种政治、经济问题导致的呢?这种毫无秩序可谈的倭寇集团理所当然地会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掠夺一切财富。但倭寇的构成复杂,或许应当考察细节才会得到更多立体的形象。遣明使与倭寇是十六世纪中日交流中的两大重要构成,将它们置于东亚国际传统国际关系中考察是则有趣的探讨,尤其是那些关注度较低的遣明使中的“伪使”更是折射了东亚秩序变化的端倪。

  十六世纪,共有七队遣明使未获得明朝的认可,且因彼此抵达中国的时间接近,耐人寻味。据《筹海图编》载,曾有一队遣明使意图朝贡,但因身上并未携带证明身份之物,加之违反十年一贡的规定,明朝因此拒绝其入贡。王煜焜结合《种子岛家谱》、《铁炮记》和其余日本文书的记载,大致还原了这次从种子岛所派出的渡唐船的基本情况。1544年,三艘船共同出海,遇上风暴,一艘遇难、一艘返回岛上,仅有一艘船顺利到达明朝。尽管遭遇意外,但该船队配置而言显然是遣明使节团的标准,加之大内氏勘合(明朝规定日本来的时候,必须带一种纸质凭证叫“勘合)被盗的事件折射出利益的争夺,缘何日本地方大名会在此时甘愿冒险破坏朝贡的原则派遣伪使。此外,上松浦太守源胜在向朝鲜礼曹寄出的书信中提到,由于该团队违背十年一贡的规定,所以明朝拒绝其进入宁波港,导致他们在双屿岛滞留,因为使团滞留双屿岛,所以与倭寇有关系,王煜焜注意到了此次遣明使和倭寇的背景构成问题。

  事实上,使节团就在倭寇的巢穴内度日,通过中日文献的互参,两者在人员上的重合不言自明。土地不肥沃,难以依靠农业生存的人无论东西世界都存在,从事海盗行为的背后原因大致相似。不过,在进入大航海时代后,欧洲方面的海军部分接纳了他们,赋予其活跃的舞台。然而,亚洲的情况却有不同。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通过接纳入贡使节团,赋予其交流的正当性,在相对稳定的贸易往来中维持国际秩序。海盗隐匿在朝贡使节团中,明朝皇帝通过礼遇和丰厚的贸易来遏制他们的猖獗活动。由于明初至15世纪前半期的国际秩序都在朝贡模式下维持稳健运作,但明朝同瓦剌的冲突导致土木堡之变,国运突变,在财政支出不断消减的趋势下,朝贡使节的待遇自然下滑。另一方面,日本的朝贡和交邻使节的派遣情况却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明朝和日本的这种通交状态在进入十六世纪后仍未有显著变化,进而在商业上的星火矛盾就燎原成为使节间交涉决裂的导火索,朝贡体制难以发挥润滑剂的效力,隐藏在使节中的海盗势力逐渐抬头,这也是后期倭寇问题爆发的原因之一。

  红河学院越南研究中心叶少飞的报告,以“从安南到长崎:17世纪福建海商魏之琰的身命之旅”为题。魏之琰不仅是音乐大师,也是杰出的海商巨贾。魏之琰和兄长在越南东京(今河内)从事与日本长崎之间的白银和丝绸贸易,于1672年率其越南侧室武氏所生二男东渡日本,定居长崎。他与隐元禅师交往甚密,来往书信多被保存在日本黄檗寺。魏之琰富甲一方,两个儿子归化日本,改姓为钜鹿氏。魏之琰束发,着明朝衣冠,埋骨东瀛,墓碑书“明”。

  魏氏兄弟合葬墓

  福建海商魏之琰的形象在后世发生了诸多变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越南记者楚狂根据历史上南下的“明香人”认定魏之琰为反清复明的“大明义士”,在日本是乘桴浮海、不事异族的高士形象,在清朝大儒郑开极的笔下则为经邦济世、教化异域的儒者。在十七世纪的历史情境中,中华天子仍是东亚世界的主宰和秩序的核心,虽跨越明清鼎革亦未变更,周边各国却已有自己的发展态势,海洋贸易使之相互勾连,经济密切往来。魏之琰操舟海外,遍历诸国,对安南和日本的政治情势有清晰的理解,因而能够顺时而动,积累巨富,名重一时。中国士人在朝贡秩序巨大的历史惯性中,对魏之琰的海外经历,以儒家理想进行塑造,虽然光辉神圣,却脱离事实。东亚世界秩序的理想与现实在魏之琰身上碰撞、切磋、分裂,又隐于青史。

  启发与延伸: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研究的新视野

  对谈阶段,与会学者围绕上述报告,就宋元明清时期中、日、朝、越等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展开讨论。

  关于元日战争的战争记忆及绘图,东北师范大学年旭提出中国的史料遗留不及日本多。“蒙古袭来”之后,日本出现了许多与战争相关的绘画、舞台剧等,值得关注。明清鼎革之际,随着清朝对明朝和朝鲜的征服,“元寇”的历史记忆在日本再次出现,也因此日本又开始重视沿海地区的防御问题,这也体现了元代东亚国际秩序对后世影响的延续性。关于明代日本使节,他指出,日本遣明使与日本国王使并不相同,对于王煜焜所谈及的“正使”与“伪使”,应再作概念上的详细区分,假设明朝将日本国王使视为正使,那么遣明使是否还可以作为正使就需再加斟酌。

  南京大学的于磊对周思成关于元日战争中战争记忆的问题进行了补充,认为元朝征日时随军女性的战争记忆,亦可加以关注,并提示日本学者池内功做过相关研究。以往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的研究中,学者往往将中国作为立足点予以观察。具体到十三至十四世纪,就是以蒙元王朝作为研究的基本立场。近年来,关于蒙古时代东亚国际秩序的研究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趋势。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的《蒙古霸权下的高丽》、桃木至朗的《中世大越国家的成立与变容》,分别关注的是蒙元时期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下高丽与越南如何维持自身地位。于磊指出,虽然森平雅彦将高丽视为蒙古的投下存在一定问题,但他更为关注的是高丽王国的自主承续问题,以此来展示一个立体化、复杂化的高丽王朝。桃木至朗关注了南北分立状态下,安南国家意识的构建以及越南型的华夷秩序问题。日本学者植松正近来开始汇集中、日、韩三方关于元日关系的史料,进行文献学的分析与研究。于磊认为在十三至十四世纪诸国关系的研究中,元日关系最为复杂,材料也极为多样,日本方面除古文书材料外,还有近年来以池田荣史为代表的水下考古材料的发掘、日本学者对于“元寇”防垒的调查、日本学者榎本渉所汇集的自南宋以来僧人往来资料等,综合把握元日关系的相关材料已十分必要。

  九州博多湾西新元寇堡垒

  上海大学的赵莹波以中日历史上四次直接或间接的战争为例,探讨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演进中的朝日关系,深度剖析历次战争后、新的国际秩序形成之前各国之间过渡性外交模式。他指出,中日间每次战争都会打破既有的东亚国际秩序;在新秩序形成之前,东亚各国之间会有一段“磨合期”,通过柔性外交来探索新的外交模式。如万历朝鲜战争后,明朝失去了对东亚秩序的控制,“朝鲜通信使”成为朝日官方往来的主要形式,它发展了朝鲜和日本的政治关系,加强了朝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

  中山大学陶莎结合了乌云高娃等人的报告,把研究时段前移,首先她认为高丽最初不在蒙古征服范围之内,可能在于当时高丽对蒙古而言无甚意义,十三世纪初的蒙古着意于建立陆路帝国。陶莎结合自己关于辽丽政策的研究,将东亚国际关系的视野前延至十一、十二世纪。她指出,由于高丽长期保持与中原儒家王朝的朝贡关系,辽朝出征高丽目的在于确立其正统地位。其次是对陆路交通重要性的强调,辽朝在与西夏的争夺中失去河西走廊后退守漠北,后西迁建立西辽,均体现出其对丝绸之路中西陆路交通和阻断宋朝与漠北、西域诸国间交往的渴求。唐宋之际,“大一统”概念经历了由“正天下之位,依天下之心”到“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的发展。此时的国家大一统,不仅要确立正统地位,还要实现地理意义上的统一,出征高丽、孤立北宋正是辽朝希冀其在东亚国际秩序中攫夺正统地位的手段。第三点是国家实力在东亚国际关系中重要性的体现。与高丽联姻、亲朝本国等亦是辽朝的外交夙愿;但限于国家实力的制约,辽朝的外交愿景至元朝才得以实现。

  苏州科技大学许美祺讲道,在讲谈社《兴亡的世界史》中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指出,英美世界第一个世界帝国出现前,曾出现过陆路蒙元帝国所掌控的世界秩序,这对于东亚地区国别史的研究亦具有深度启发性。上海师范大学康昊认为,“蒙古袭来”对日本的影响是持续性、全方位的,“蒙古袭来”后元日关系向明日关系的转化亦应给予充分关注。一般认为,元朝与日本在人员上的交流、贸易的规模上均不低于、甚至超过南宋时期,因此日本并未游离于元朝影响之外。在元代东亚国际贸易秩序中,日本官方所扮演的角色愈加重要、愈加主动,而并非守国,有学者认为这是明代日本勘合贸易的前期形式;此外,入元的日本留学僧与官方亦有密切关联,对元朝文化、制度、情报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元朝政府是否有利用这一群体促进东亚外交值得讨论。郑州大学的成思佳指出,以往学者对于东亚国际秩序的探讨多集中于东北亚,较少将对东北亚与东南亚的研究相结合,因此叶少飞关于魏之琰的分析为东亚传统国际秩序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湘潭大学的瞿亮强调可从外国不同时期所遣使节的变化来看本国政治生态的变迁,以此反映东亚国际秩序的演进。鲁东大学黄修志则强调了历史研究要回归到人等史学方法问题。

  从引言人到讨论环节共有十多位学者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讨论,本次讨论的内容涉及到了从古代到近现代东亚地区各国间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等领域,可以看出关于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议题是一个多层面的复杂问题。虽然与会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尽相同,但在关于东亚国际秩序研究的研究方法和途径上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第一,注意在研究过程中史料的多元化,结合各国文献材料及相关字画、考古材料等对相关问题进行多重印证。第二,也要注意辨别史料的真伪,以避免被个别失真材料所误导。第三,以小见大,通过具体事件反映出其背后的大历史。第四,注重对东亚传统国际秩序进行长时段的考察。第五,着意于打破以往学者在研究东亚传统国际秩序时以中国为基本立场的局限,多角度考察东亚传统国际秩序下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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