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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首相:对于权势集团来说 我不算什么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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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说:对于权势集团来说,我不算什么大人物。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我是工党人,并且永远是工党人的根本原因。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保护君主体制,在愤怒转化为狂暴之前进行开导,使整件事基本上能够得到一个积极、团结的结局,而不是沦为紧张、分裂和苦难之源。1997年8月30日,11点30分左右,我去睡觉。半夜两点,最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切丽一旦睡着是很难醒过来的,而我却惊醒了,发现床边站着一个警察。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惊吓。当我竭力恢复清醒时,他告诉我,他按过门铃,可我没有听见;他说,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受了重伤;他还说,我应该立刻给身在巴黎的英国大使迈克尔·杰伊打电话。

我彻底清醒了。切丽也醒了过来。我跟她解释了情况,然后冲下楼梯。唐宁街把迈克尔的电话转了过来。情况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黛安娜生还的机会非常渺茫。迈克尔说了说她的伤势,还告诉我说,她的男朋友多迪·法耶兹和司机当场死亡,保镖还活着,但是昏迷不醒。

我给阿拉斯泰尔打了电话。在那么多信息来源之中,他是通过媒体监控听说此事的。我们都深受震撼。我无法相信。她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国家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她本身又是一个如此清晰、确实、无可替代的生命,我无法想象她去世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到了凌晨四点,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她真的走了。迈克尔对法国人的处理手段大加赞赏: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卫生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和总统希拉克都十分体贴、合作和恭敬。从那时候开始,电话接连不断,其间我们一直在竭力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此事。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情。我悲痛万分。我喜欢她,我为她的两个儿子深感痛心,可是我也明白,这事非同小可,它关乎全国,事实上还会影响全球。不论对国内还是国外,英国的表现都非常重要。我是首相,我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此事。我必须把悲痛和失落的感情浪潮以一种庄严的、能够传达人们对她的感情和爱戴——用这个词一点也不过分——的方式表述清楚。

如果是女王去世,那么,从某个方面来看,还比较简单:人们会表达深切的尊敬和由衷的赞美,但是那些情感虽然深厚,却也很传统。而黛安娜的死却完全不同。她不是传统人物,她的死亡也不是正常死亡,所以,人们的反应也将非同寻常。

除了悲痛之外,我还有另一种感觉,源自我跟黛安娜的最后一次见面。

那是一次并不轻松的见面。她本来想在6月份到契克斯别墅来找我,我也同意了。可是阿拉斯泰尔——虽然很崇拜她——和唐宁街10号认为,我未跟查尔斯王子见面,就先见她,不妥,可能会引起误解。我无奈地同意了。于是我们把时间改到了7月。向来机敏的她猜出这次改期是权衡之后的结果,感到很恼怒。

到了约定的那天,她带着威廉王子来了。天气非常宜人,契克斯别墅风景秀美。工作人员听说她要来,都很激动。她对所有人都是那么亲切友好。我们讨论她能用更为正式的手段为国家作些什么贡献。虽然她热切希望能做些事,但个中微妙因素也是不言而喻。

毋庸置疑,她是一个极其重要、宝贵的人;而且我觉得,给她一个机会,把只盯住她的私生活不放的媒体关注焦点转移到其他地方是对的;可我同样觉得——我不知道,也许如今的我不会拘泥于这种小节吧——多迪·法耶兹是个问题,不过,我的理由跟那些会导致某些人对她皱起眉头的理由明显不同。我毫不介意多迪的国籍、宗教或者背景。我从来没见过他,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为他感到紧张是不公平的,而且就我所知,他是个好儿子,也是个好男人。所以,如果你问我,好了,说吧,到底是哪里不对了?我说不明白,但我觉得不安,我还知道她的某些挚友——真心爱护她的人——也有同样感觉。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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