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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评价慈禧?慈禧执政那些年那些事


  直到现在,人们提到晚清史,慈禧(1835—1908)是一个永远无法回避的名字。一列举晚期的历史人物,慈禧必然会第一个映入到我们的脑海。

   慈禧是清文宗(即咸丰)的贵妃,清穆宗(同治)的生母,清德宗(光绪)的亲姑母、掌控者。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死后 不久,慈禧(那拉氏)和恭亲王发动辛酉政变。从此,晚清政局开始操纵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垂帘听政、训政成了那个时代的代名词。,慈禧太后通过操纵同治、光 绪两位皇帝,来掌管朝政,时间长达48年之久。

  慈禧太后是是中国历史上三大实权女性人物之一(另两位是唐朝女皇武则天、汉朝吕太后; 也许还有第四位,那就是大清本朝的孝庄皇太后)。但是,后人对她的评价却远远低于前两位皇后。对于这位人称“老佛爷”、“皇阿玛”、“西太后”的晚清“杰 出”女士,历来有很多的传说与演绎。抛开那些纷纷攘攘、真真假假的版本,我们对事不对人地解剖一下她的权谋之术,也许就会发现在这个外表赢弱、秀丽端庄的 太后身上,有着天生的阴谋家的血液和政客的基因。

  可以说,在这场足以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权力斗争中,慈禧发挥了自己超凡的机智与果敢 的阴谋手法,以孤儿寡母之弱,里应外合,干净利落地处理了外表强大的政敌。而胜利的关键则是先发制人。当政敌双方都在蓄势未发、暗流涌动时,谁能预事在 先,占得先机,谁才能笑到最后。就如肃顺在事败后呵斥同党说的那样,“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

  权力斗争本是封建主义政治的应有之 义,自古皆然,中外皆然。从正式登上权力宝座的那天起,慈禧就无时无刻不在为大权独揽费尽心机。作为一个靠宫廷政变起家,从未受到过正规严格的意识形态训 练的女性统治者来说,她既没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使命感,对中华民族的存亡责任感;也没有对满族皇室祖业兴衰的紧迫感,更不用说对国计民生、百姓疾苦的终极 关怀。她的最高宗旨是保全自己,成全自己。在经历了咸丰朝的权力斗争和血淋淋的辛酉政变后,慈禧的权力危机感一直没有放松,这点从她与恭亲王奕訢一波三 折、起起伏伏的斗争中可见一斑。也正是通过与奕訢的斗争,慈禧从一个初出茅庐的政治新手,成长为了技术娴熟的政坛宿主。

  辛酉政变可以说是慈禧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而在这场事关生死的斗争中,初出茅庐的慈禧,竟然一举扳倒了在官场纵横多年的肃顺、载垣、端华等军机大臣,其心机手法可谓高明。

   1861年7月17日,咸丰帝病死于热河承德避暑山庄,遗命肃顺等为顾命大臣,辅佐刚刚六岁的载淳(后来的同治)。慈禧不甘心大权旁落,便一方面利用其 身为载淳之生母、被尊为“圣母皇太后”的地位,控制了本该属于小皇帝的印章——象征皇帝至高无上权力、咸丰皇帝的私章“同道堂”。因为按照咸丰遗命,凡发 至内阁和京内外各衙门的咨文,必须用此印才能有效,这样慈禧就取得了干预朝政的权力。另一方面,她又暗中指使朝中御史和诸大臣联名上奏,要求皇太后亲操政 权以振纲纪,即垂帘听政,为自己从后台转到前台做好铺垫。而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分析利弊,决定联合同样受到排挤的恭亲王奕訢,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一致夺 权。慈禧借用妹妹身为醇郡王福晋,可以随时出入宫禁的条件,与奕訢通风报信,并想法设法单独召见了奕訢,密谋策划了政变事宜(野史还说慈禧与奕訢另有男女 暧昧关系)。她利用恭亲王滞留北京、善后处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机会,周密布置了铲除顾命八大臣的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捉拿并处死了肃顺等人,并成功 地实现了垂帘听政的格局。

  辛酉政变后,奕訢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继授为宗人府宗令,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并管宗人府银库;并且 很快又宣诏为“著以亲王世袭罔替”,而且其上至母亲、下至子女都优礼备至,屡受封赏。这等权势,在清朝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包括当年的多尔衮。自古孤 儿寡母的统治,往往因权臣坐大而受到排挤和欺压,两汉至清莫不如此。因此,在奕訢看来,慈禧无非是一个在为自己身家性命耍手腕与小聪明的小女子。他对她的 尊重,只是出于维护皇权正统的功能性需要。他的希望是“希冀垂帘其名,而实权归己”,由他而不是由慈禧来统治清王朝。

  在斗争的初期, 因慈禧初次垂帘,小心谨慎,不便明揽大权;但事事留心,以得政治学术之经验。而奕訢则相反,咄咄逼人,锋芒不隐,一开始就大封诸家子弟,并改组军机处以控 制中枢权力,以致于凡事均由亲王做主,每日上朝,必由之亲王开口请旨。部员大臣每办一事,往往先期向议政王就商,唯奕訢之命是从。而此时的清王朝,正面临 内忧外患,“发捻”横行,也确实需要一个像奕訢这样强有力的中流砥柱,来处理各方面的危机,平息叛乱,安抚各国。因此,慈禧总的来说还是抱着隐忍不发的态 度。但慈禧也看到,长此以往,奕訢的势力日渐坐大,势必重演肃顺等擅政的局面。于是,慈禧在幕后伺机而动,把握时机,运用“拆凳子”、“掺沙子”等阴谋手 段,一步步巧妙地削弱着奕訢的势力。

  在一场纷繁复杂而且是最高级别的权力核心博弈竞争中,要能够持久保持不败纪录,仅仅依靠阴谋手段 是不能得逞的。在完成对奕訢的收服,大权独揽的地位逐渐巩固后,慈禧的政治艺术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她的自我保全策略,从阴谋转为阳谋,从背后偷袭改为 正面防守,从破坏平衡变为建设均势,从先发制人、克敌于未动的低水平操作转变成后发制人、择机而一举功成的高水准谋略。

  在“拆凳子” 方面,慈禧对属于奕訢阵营的何桂清、胜保的诛杀,可谓当机立断、毫不手软;尤其是在后者的处理上。因为胜保乃奕訢心腹,也是奕訢集团所掌握的唯一一支武装 力量,因此奕訢极力维护。但慈禧更显得技高一着。据说慈禧下诏时,故意先传旨无事,待文武大臣纷纷散去后,奕訢也刚刚离去,胜保赐死的诏旨立刻从天而降。 当奕訢闻讯时,胜保已然命丧黄泉。而“掺沙子”则是慈禧借蔡寿祺上疏弹劾奕訢的事件,大加利用和发挥,对奕訢先贬后升,备施折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玩一亲王于股掌之上,谴责之,以示威,开复之,以示恩”。并且秋后算账,对在此事件中公开支持奕訢的大臣撤职降级,对站在自己一边的大臣则着意扶植。

  通过暗地里的拆凳子、掺沙子,慈禧不仅削弱了奕訢;而且通过这场隐蔽的斗争,还得到了历练,学到了一套阴险毒辣的权术手段。在未来的政争中,慈禧与奕訢二者之间孰胜孰败,也就不难预料了。

   当慈禧独掌朝纲大权时,此际的清王朝已经风烛残年,远没有康乾盛世时的风光,没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气概。皇权专制主义局面已 是昨日黄花,再没有乾隆“以朕心为天下心”的威势。在政治斗争中日渐成熟的慈禧,已经深深地领会到,维持没落皇权政治结构关系的真谛,那就是顺势利导,以 力制力,力量制衡。正是这种力量均势理论,使得慈禧在先有肃顺八大臣、后有奕訢“鬼子六”,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曾李功高震主,上有光绪康梁之变、下有 “天国”“捻军”之患的形势下,却能够保持近半个世纪的权力而江山不倒。

  一方面,慈禧则着力制造与当权派对立的在野派的声势,用以在 舆论和权力分配上加以制约。同光年间,朝中存在一个著名的以“清流党”自居的政治集团,为首的前后有李鸿藻、张之万、沈桂芬等重臣。这实际上是慈禧刻意培 养的一批敢于弹劾议事、监督洋务当权派的官员。慈禧有意识地把他们安置在军机大臣、皇帝老师、监察御史等文职性枢要岗位上。他们不具有洋务派的实力,但是 在学识、政治资历与操守上颇有威望。他们往往能够以地主阶级意识形态原则和政治原则制约洋务派,削弱他们的政治影响。慈禧就是利用这些人束缚住洋务派的手 脚,使他们不敢篡越皇权。而实力强大的洋务派所感受到的精神压力与处处挚肘,却是无可名状的。如李鸿章就对这种局面大发牢骚:“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 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另一方面,慈禧对曾李左等洋务派权臣规模已成,尾大不掉,以至于内轻外重之势加以默认,采取 怀柔政策,不与争锋。如同治八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先斩后奏、就地诛杀慈禧内廷宠监安德海,曾国藩、李鸿章为之拊掌称快,慈禧隐忍无言;1900年分离主义 性质的东南互保,慈禧也置若罔闻、不与计较。而且,东南军事“朕唯曾国藩是赖”;对于涉外重大事务,也全权交由洋务派出面处理。而慈禧在给予洋务派充分信 任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在他们内部分化阵营,以达到互相絷肘的目的,如借镇压“捻军”抬高李鸿章,却阴削曾国藩之势,从而达到分化当权派、避免个人无限制坐 大的目的。

  而慈禧的最高明之处,不仅仅在于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当权派与在野派间的朋党之争,来维系皇权结构的平衡;而且还积极促使两派 之间的地位转化,从而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两个互相对抗的统治集团中,保持权力结构新的动力。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张之洞。而后来的袁世凯,则是慈禧在戊戌政 变后提拔出来的又一个洋务当权派的继承人。同时,为了制约袁世凯,她又特意培养出了一个岑春煊,后者与袁世凯的斗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这无疑是慈禧的政 治遗产在起作用。

  但是,慈禧太后掌权的时候,正是中国丧权辱国的年代,于是,每当人们提起晚清时期,都把慈禧太后的专权和卖国划为等 号。纵观慈禧的政治生涯,从辛酉政变到垂帘听政,从皇族争势到大权独揽,她于实践中融会贯通了帝王的南面之术,在惊涛骇浪中大旗不倒,不受挑战地运用皇权 直至去世。尽管现在的人们经常强调对历史的宽容,甚至有人对慈禧太后也提出了一些与传统不同的看法,但那毕竟是一家之言。她所处的时代,她掌握清朝政府实 权的时候,中国社会正在一步步的沉沦是有目共睹的。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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