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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商的故事:想赚钱,去卖盐


  食盐是人人都必需的消费品,明清时期盐的产量不高,成为最紧俏的商品,如能经营盐业必将获利丰厚。两淮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竞趋逐利的地方,直至将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击败。

  在清代,徽州盐商内部的专业分工及其组织机构非常细密。当时在扬州的徽州盐商,或为场商,或为运商,各有其生财之道。

  场商是寓居各盐场的商人,他们专向灶户收购食盐卖给运商,是商人中直接控制盐业生产,并与灶户建立包销关系的一部分商人。他们利用贷本取利、压价收盐等手段盘剥灶户。有的场商还招募盐丁自行生产,牟取厚利。徽州场商人众,他们的经营对整个两淮盐商行销活动影响极大。

  运商是专事办引销盐的商人,他们以极低的场价购买食盐,运至销盐口岸高价发卖,获利最大。如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当时的湖广是淮盐畅销口岸,所销之盐占淮盐的一半以上。徽商凭恃其雄厚财力,把该地行盐的权利控制在自己手里,使之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的财源。

  有了场商的货源,运商无须千里迢迢,赴边输粮换盐引,然后再风尘仆仆南下支盐,只要到两淮或两浙盐运司纳银买引,即可在当地支盐了。两淮盐运司设在扬州,两浙盐运司设在杭州,这两处都离徽州很近。利用地理优势,徽州商人成批地投人到业盐行列中来。由于两淮盐场盐质好,盐利高,所以徽商又主要集中在扬州。扬州几乎成了徽商的独家天下。从事盐业的高额利润,使不少徽商很快致富。

  盐商为了便于与官府沟通,往往推举出自己的代表负责与盐政大臣交涉,维护商人的利益。盐政大臣也通过这种代表向盐商传达政府的政策、法令,催征盐课。这种代表在明代称为祭酒或纲首。由于徽州盐商大多有文化、有才干,他们往往被两淮和两浙的众商推为祭酒。从徽商出任祭酒来看,可知明代徽商在两淮和两浙盐业中已占据重要地位。

  清代盐法基本继承明代。此时在两淮盐区从事盐业的商人称为散商,为了便于管理散商,官府设总商。总商,不仅负有催缴盐课的责任,而且还充当官府和散商之间的联系人。朝廷的盐业政策,依靠总商去向散商宣传并加以贯彻;盐商的利益和要求也要依靠总商向盐政大臣转达,与盐政大臣交涉。因此,这样的角色非精练干敏者不能充当。

  由于徽州盐商长期经营盐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有文化,熟悉历史上各朝代的盐业政策,因此不少人被推举为总商,正如当时人所说的:“两淮八总商,邑人(歙县)恒占四”。出任总商,反映了清代徽商在两淮盐业中的势力之大。

  依靠盐业白手起家的大盐商鲍志道就曾被两淮盐运使推选为总商。当时适时乾隆五十年,由于鲍志道资重引多,在商界颇具声望,两淮盐政使就选他作为总商。总商虽是商人身份,但却享有官府授予的垄断特权,在盐政及地方事务中都有重要影响力。在管理散商之余,还需要承揽朝廷及地方的诸多事务。这对于总商的个人能力要求特别高,轻不得,重不得,否则上下都埋怨。而鲍志道一干就是二十年,他处事果断、公正,不但深受众商拥护,也得到了官府的信任。

  在任职期间,鲍志道还创立了一些促进盐业发展的制度。如食盐多通过水路运销各地,一旦运到风浪,就时有盐船沉溺的事情发生,这使很多个体盐商损失惨重,甚至破产。鲍志道于是向扬州盐商倡议:如有一船沉溺,则由众船捐赠,约定比例,定为常规。此议一出,立即得到众商的响应,并切实得到了实行。这个制度让大家可以风险共担,很受中小盐商们的欢迎。对促进盐运、维护众商利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徽州盐商逐步形成集团,控制了淮盐产、供、销的特权,在两浙业盐活动也十分活跃。在这种条件下,徽商中的“总商”所攫取的盐业高额利润是惊人的,因此积累的资本极其雄厚。时人有“江淮繁富,为天下冠”的说法,连万民之上的皇帝都眼红两淮大盐商,惊叹:富哉商乎,朕不及也。

  明清时期,两淮盐区共23个盐场,销往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部分地区,涉及六个省区,共250多个州县。这一地区是经济发展较为迅速、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

  以徽商为主体的两淮盐商垄断了这一广阔地区的食盐市场,财富自然如大江之水滚滚而来。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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